《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traumatology》：Grief modular group therapy: theoretical bases and pilot study of a new bereavement intervention programm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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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对中国哀伤者中普遍存在的延长哀伤障碍(PGD)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但缺乏文化适应性干预方案的困境，研究人员基于双过程模型(DPM)开发了结构化、模块化的悲伤模块化团体疗法(GMGT)，并在非随机对照试验中验证了其有效性与可接受性。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GMGT可显著、持续地降低PGD症状严重度(效应量d=0.85~0.86)，并缓解PTSD症状。该方案具有文化敏感性、结构化、可远程实施和高完成率(79.8%)等优点，为解决中国心理健康服务资源不足背景下的哀伤干预需求提供了有前景的方案。
失去挚爱是人生最痛苦的经历之一，对于每年有数百万人经历丧亲的中国社会而言，哀伤不仅带来个体痛苦，也构成显著的心理健康挑战。在哀伤者群体中，一种被称为延长哀伤障碍(Prolonged Grief Disorder, PGD)的持续性、强烈哀伤反应，以及常伴随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正日益受到关注。数据显示，在中国丧亲人群中，PGD症状的汇总患病率高达32.4%，在某些特定群体（如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中，PGD患病率甚至达到20.9%，PTSD患病率更是高达46.8%。这些数字远高于西方丧亲人群，凸显了问题的严重性。然而，中国每10万人中仅有约8名精神卫生专业人员，其中接受过系统哀伤治疗培训的更是凤毛麟角。更为关键的是，现有的、主要源自西方的哀伤干预方案，在直接应用于中国情境时常常“水土不服”。文化冲突显而易见：西方治疗中强调的早期直面丧失、情感宣泄，与中国的“节哀”文化传统和情感内敛的社会规范存在深刻矛盾，若处理不当，反而可能引发难以承受的情感洪流，导致参与者提前退出。面对如此巨大的服务需求缺口与文化适配困境，开发一种既循证有效、又符合中国文化心理结构、且可大规模推广的哀伤干预方案，已成为一项紧迫的公共卫生任务。近期，一篇发表在《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traumatology》的研究论文，向我们介绍并验证了这样一个名为“悲伤模块化团体疗法”(Grief Modular Group Therapy, GMGT)的创新方案。
为了验证GMGT的可行性、可接受性及有效性，研究团队开展了一项非随机对照试验。研究招募了具有延长哀伤症状的丧亲者，并将其分为干预组（69人）和空白对照组（64人）。干预组的参与者接受了由训练有素的治疗师通过腾讯会议远程实施的、共10次的结构化GMGT团体干预。研究在基线、干预后及3个月随访时，使用延长哀伤13项修订版问卷(PG-13-R)和国际创伤问卷(ITQ)分别评估了参与者的PGD和PTSD症状。数据分析采用了意向性分析框架下的线性混合效应模型等方法，以评估干预效果及其临床意义。
研究结果
1. 延长哀伤障碍症状的显著改善
线性混合效应模型分析显示，在控制了年龄和性别后，干预组在PGD症状严重度上出现了显著优于对照组的下降趋势，存在显著的“组别×时间”交互作用。效应量分析表明，干预后，干预组相较于对照组呈现出巨大的改善效应(Cohen’s d = 0.85)，并且在3个月随访时，这一改善效应得以维持(d = 0.86)。从临床意义来看，从基线到干预后，干预组中有40.0%的参与者表现出可靠的临床改善，显著高于对照组的14.6%；到3个月随访时，干预组的可靠改善率进一步提升至52.7%。在PGD诊断率变化上，干预组从基线到干预后不再符合可能PGD诊断的比例高达50.9%，同样显著高于对照组的12.5%。
2. 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的缓解
GMGT对PTSD症状同样显示出积极的干预效果。分析发现，干预组在PTSD症状上的下降也显著优于对照组。效应量从干预后的小效应(d = 0.35)增长到3个月随访时的中等效应(d = 0.52)。可靠变化指数显示，干预后干预组有25.5%的参与者获得可靠改善，显著高于对照组的6.3%。在诊断率变化上，干预后干预组不再符合可能PTSD诊断的比例(26.8%)也显著高于对照组(12.5%)。
3. 干预方案的高可接受性与可行性
GMGT表现出良好的可接受性，干预组参与者的项目完成率高达79.8%，平均出席9.27次（共10次）课程，脱落率(20.2%)与以往基于网络的哀伤干预研究相当甚至更低，验证了该方案在中国丧亲人群中的可行性和吸引力。
研究结论与意义
本研究的发现有力地表明，专门为中国文化背景开发的悲伤模块化团体疗法(GMGT)，是一种可行、可接受且有效的哀伤干预方案。它不仅能够以巨大的效应量显著且持久地减轻延长哀伤障碍的核心症状，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共病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
GMGT的成功，关键在于其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深刻的文化洞察进行了有机结合。在理论上，它以双过程模型(Dual Process Model, DPM)为框架，巧妙地引导参与者在“丧失导向”（面对哀伤情绪）和“恢复导向”（适应新生活）之间进行动态摆荡，这与中国文化中阴阳平衡、辩证统一的哲学思想不谋而合。在干预元素上，它系统整合了正念情绪调节、意义中心哀伤治疗、认知行为疗法、建立持续性联结、叙事暴露、心理教育等多种循证方法。尤为重要的是，GMGT对这些方法进行了精心的文化排序与适配。例如，它没有像西方主流的延长哀伤治疗(PGT)或哀伤聚焦认知行为疗法(GF-CBT)那样在早期引入高强度的暴露，而是优先安排正念、养生(‘yangsheng’)等恢复性主题，帮助参与者先建立情绪调节能力，再逐步处理深层的创伤记忆，这有效避免了因“情感洪流”导致的脱落。同时，方案融入了清明节扫墓、使用“去世”等委婉敬语、鼓励“六道表达”（表达爱、感谢、歉意、保证、困惑、告别）等中国式哀悼仪式与沟通方式，极大地增强了参与者的文化认同感和情感安全。
从更广阔的意义上看，GMGT为解决中国乃至其他面临心理健康资源短缺的文化背景下的哀伤干预难题，提供了一个极具潜力的范本。其结构化、模块化的设计，以及依托腾讯会议、微信等普及度高的互联网技术进行远程实施的模式，使得该方案具备了良好的可扩展性和可及性，有望跨越地域限制，惠及更多需要的丧亲者。这项研究不仅为中国的哀伤治疗实践贡献了一个有效的工具，也为发展文化适应性心理干预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当然，研究者也指出了本研究的局限性，如非随机设计、对照组为空白对照、随访时间较短等，未来的研究需要通过更严格的随机对照试验、设置积极对照组、进行长期随访以及深入探索文化因素的具体作用机制，来进一步夯实GMGT的证据基础并优化其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