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Psychology》：How does sports participation influence individual gender attitude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GSS data
编辑推荐：
本文针对体育参与对个体性别态度影响的研究不足，基于202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工具变量法等方法，系统探讨了体育参与与性别态度现代化的关系。研究发现，体育参与能显著促进个体（尤其是男性）形成更现代的性别态度，但这种效应存在性别差异。该研究为利用体育推动性别平等提供了重要的微观证据和理论框架。
在追求公平、正义与平等的永恒主题中，性别平等一直是衡量社会进步与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也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体育运动，作为推动社会公平的有力工具，其促进性别平等的潜力日益受到认可。然而，现有研究多将体育视为挑战刻板印象、赋权女性的文化符号，从宏观层面探讨其与性别平等的关系，而对于体育参与如何与微观个体的性别态度发生相互作用，这一基础性问题却鲜有深入探究。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女性，对于体育参与如何影响男性的性别态度，学界仍知之甚少，这限制了我们全面理解体育在当代性别关系中的独特作用。为了弥合这些研究空白，一项发表于《Frontiers in Psychology》的研究应运而生。
这项研究旨在实证检验体育参与与个体性别态度之间的关系。研究人员利用202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大样本数据，试图解答几个核心问题：体育活动真的能让人对性别角色有更现代、更平等的看法吗？如果能，这种影响对男性是否同样存在？与对女性的影响相比，对男性的影响是更强还是更弱？为了深入剖析这些问题，研究者不仅仅满足于数据的相关性分析，还构建了一个名为“身体经验-认知转变-社会福祉”的理论框架，试图从“身体实践触发认知重构，最终内化为平等习性（habitus）”的逻辑链条，来解释体育何以能重塑人们的性别观念。
为了严谨地开展这项研究，研究人员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关键方法：首先，研究数据来源于202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这是一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通过对初始样本进行缺失值处理和加权，最终获得了5770个有效分析样本。其次，在变量操作上，研究将性别态度作为因变量，通过CGSS问卷中测量性别角色态度的李克特量表题目进行综合测算，构建了一个0-100的“性别平等态度指数”，分数越高代表态度越进步。核心自变量“体育参与”则通过过去一年的体育活动频率来测量。此外，研究还系统控制了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婚姻状况、家庭经济状况、上网频率等一系列人口学和社会经济变量，以降低遗漏变量偏差。在分析方法上，研究主要采用了多重线性回归模型来检验基本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为了应对“体育参与影响态度”和“态度影响体育参与”这种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关系（即内生性问题），研究创造性地采用了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IV-2SLS），将“过去一年现场观看体育赛事的频率”作为“体育参与”的工具变量，以更好地识别因果效应。最后，研究还通过改变变量测量方式、使用不同年份（2018、2021、2023年）的CGSS数据重复分析等方式，对主要研究发现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确保了结果的可靠性。
4.1 描述性统计
分析显示，样本中性别态度得分的平均值为57.52（标准差为24.18），表明样本总体的性别态度呈现出现代、平等的倾向。体育参与的平均得分为2.6（标准差为1.63），意味着样本中定期参与体育活动的总体水平并不高。
4.2 回归模型检验
在控制了性别、教育水平等多种因素后，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体育参与的系数为0.853，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体育参与与个体的性别态度得分呈显著正相关，即体育参与越频繁，个体的性别态度越趋向现代与平等。这一正向关联在性别态度的四个构成维度上均显著成立，其中对“丈夫和妻子应平等分担家务”这一维度的关联最强。研究提出的假设1（体育参与与个体性别态度现代化正相关）得到了支持。
4.3 工具变量（IV）检验
为解决内生性疑虑，研究使用“现场观看体育赛事频率”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第一阶段回归的F统计量高达114.734，远超过弱工具变量检验的常规阈值10，表明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要求。在控制内生性后，第二阶段估计显示，体育参与对性别态度的系数为3.276，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效应幅度大于基准回归。这进一步证实了体育参与对个体性别态度现代化具有稳健的促进作用。
4.4 稳健性检验
研究通过将自变量重新编码为二分变量、改变因变量的测算方式（如使用加总平均法），以及分别使用2018年、2021年和2023年的CGSS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体育参与对个体性别态度的正向影响均未发生实质性改变。这表明基准回归的结果是可靠且稳健的。
4.5 体育参与对男性性别态度的影响
通过引入体育参与与性别的交互项，研究发现这种影响在男性和女性之间存在显著差异。针对男性子样本的回归分析进一步揭示，体育参与同样与男性性别态度的现代化呈显著正相关，体育参与每增加一个单位，男性的性别态度得分增加0.563。这支持了研究假设2，即体育参与对男性性别态度的现代化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然而，交互项为负且显著，结合可视化图表可以看出，尽管对两性均有积极影响，但体育参与对女性性别态度的影响强于男性，呈现出一种“性别不对称”的模式：体育参与是促进两性性别态度现代化的有效途径，但其在推动男性态度转变方面的效用相对较弱。
研究的结论与讨论部分，对上述发现进行了深入阐释，并强调了其多重重要意义。首先，实证分析确认了体育参与作为一种典型的身心实践（embodied practice），与个体性别态度的现代化存在显著正相关。这并非偶然，体育的精神内核——团结、包容、公平、正义——及其制度基础，为体育促进性别平等提供了价值依归。更重要的是，研究构建的“身体经验-认知反思-社会福祉”理论框架，系统地勾勒了体育参与影响性别态度的作用逻辑：非常规的身体体验与传统性别规范产生张力，催化批判性认知的形成；这种认知反思通过持续训练得到强化和固化，逐渐内化为一种平等的习性（habitus）；这种习性进而成为挑战传统性别角色规范的资本，最终在更广泛的社会实践中得以展现和践行。
其次，研究证实体育参与与男性性别态度的现代化密切相关。这可以通过几个层面理解：一是男性参与传统上被编码为“女性化”的运动（如舞蹈、体操），有助于突破霸权男性气质（hegemonic masculinity）所强调的竞争与情感压抑刻板印象，促进男性身份的多元化与人本化。二是女性在运动中的卓越表现给男性带来的直接的“能力冲击”（competence shock），挑战了男性长期持有的生物本质主义偏见，迫使其重新评估性别、体能与技能之间的预设关联。三是体育领域内相关的系统性制度改革（如保障妇女儿童、跨性别运动员的体育权利，支持女性担任领导职务等），从内部消解着男性中心的性别等级制，向所有社会成员传递平等、包容、多元的价值观。
然而，一个值得深思的发现是，体育参与对男性性别态度的影响弱于女性。这与体育领域内长期存在的社会结构与文化意识形态有关。一方面，体育中长期存在的制度性与象征性不平等，降低了男性重新审视自身性别角色的外部压力与内部契机。例如，体育资源分配的性别偏好、早期体育教育中的性别分流、媒体塑造的性别差异等，都在无形中强化了男性在体育领域的主导地位和特权感，可能削弱了体育参与挑战性别刻板印象的潜力。另一方面，传统霸权男性气质与体育文化的深度交织，也可能限制男性自身性别态度的多元化。体育长期被视为展演和巩固主导性男性气质的制度化场域，其规则体系、组织实践与文化符号共同助力了霸权男性气质的再生产，从而可能维护了男性的主导地位。
该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受原始问卷和数据库所限，未能对“身体体验”“认知转变”等中介构念进行直接操作化和统计检验，未来研究需开发测量工具并通过纵向追踪或随机干预实验进行更严谨的因果机制检验。此外，尽管使用了工具变量，但“排除限制”假设（即观看现场比赛不通过其他渠道影响性别态度）难以完全验证。未来的研究可采用更外生的识别策略（如政策冲击）或结合纵向数据设计，以更严格地验证本研究发现的稳健性。
尽管存在局限，这项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理论上，它通过构建微观作用机制框架，将体育促进性别平等的宏观讨论与个体态度改变的微观过程连接起来，弥补了现有研究的视角缺失。实践上，研究不仅证实了体育作为推动性别平等“非政策工具”的有效性，更重要的是，它特别揭示了体育在促进男性性别态度现代化方面的积极作用与当前效力的不足。这提示政策制定者和体育推广者，未来在优化运动环境、深化体育领域制度改革时，应特别注重保障多元群体参与权、促进资源公平分配、鼓励媒体表征去性别化等措施，以期为男性创造更多反思与突破传统性别规范的空间，从而全面释放体育在塑造平等、包容的性别文化方面的巨大潜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