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C Public Health》：Integrating vaccine hesitancy into the health belief model: additive effects on parental decision-making for child RSV vacc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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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解决父母对儿童RSV疫苗的接受度问题。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基于健康信念模型(HBM)的主题调查，探讨了疫苗犹豫(VH)对韩国402名≤5岁儿童父母疫苗接种意向的影响。通过结构方程建模(SEM)分析发现，知识通过感知易感性和行动线索间接影响接种意向(β=0.15, p<0.001)；接种意向与行动线索关联最强(β=0.31)，而疫苗犹豫则与感知障碍关联最强(β=0.73)。结果表明，将VH作为独立构念纳入HBM框架，可提升模型的稳定性和解释力，为通过加强医患沟通来提升疫苗覆盖率提供了科学依据。
在婴幼儿健康领域，呼吸道合胞病毒（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 RSV）是一个不容小觑的“麻烦制造者”。作为导致幼儿严重呼吸道感染的主要病原体，它每年都让无数家庭和儿科医生为之揪心。随着针对儿童的RSV疫苗研发进入临床评估的后期阶段，公共卫生界看到了预防疾病的曙光。然而，一个潜在的挑战也随之浮现：即使有了安全有效的疫苗，如果父母们不愿意为孩子接种，一切努力都可能付诸东流。这种对疫苗的犹豫和顾虑，即“疫苗犹豫”（Vaccine Hesitancy, VH），已成为全球实现高疫苗接种覆盖率、最大化免疫效益的关键障碍。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在左右父母为孩子接种RSV疫苗的决定？传统的健康行为理论能否很好地解释这一决策过程？为了深入探究这些疑问，研究人员将目光投向了经典的“健康信念模型”（Health Belief Model, HBM），并尝试将“疫苗犹豫”这一现实挑战整合进该理论框架，以更精准地揭示父母决策背后的心理机制。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问卷调查法，对韩国402名5岁及以下儿童的父母进行了调查。研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这一关键技术，分别构建并检验了两个理论模型：一是仅包含HBM构念的基础模型，二是将疫苗接种意向和疫苗犹豫(VH)并列为平行结局的扩展HBM–VH模型，以比较两者的解释力。
研究结果
父母接种意向与相关因素的双变量关联
调查显示，总体上有17%的父母表示不打算为孩子接种RSV疫苗。在双变量分析水平上，父母对RSV的知识、健康信念模型(HBM)的各项构念（如感知易感性、感知严重性、感知益处、感知障碍、行动线索和自我效能）以及疫苗犹豫(VH)均与疫苗接种意向存在显著统计学关联。
仅包含HBM构念的模型路径分析
在仅包含HBM构念的结构方程模型(SEM)中，分析揭示了从知识到接种意向的间接路径。具体而言，父母对RSV的认知知识，会通过影响他们对孩子感染RSV可能性的判断（感知易感性），以及接收到的接种建议或信息（行动线索），进而间接影响其疫苗接种意向。感知易感性和行动线索在此模型中扮演了关键的中介角色。
扩展的HBM–VH模型：双结局路径分析
当将疫苗犹豫(VH)作为与疫苗接种意向平行的独立结局变量纳入模型后，形成了扩展的HBM–VH模型。在该模型中：
- 1.
RSV知识通过HBM构念对疫苗接种意向产生间接影响，标准化路径系数β=0.15，且具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0.001)。
- 2.
疫苗接种意向与行动线索的关联最为强烈（β=0.31, p<0.001），意味着来自医疗提供者或外界的建议、提醒是驱动父母决定接种的最强因素。
- 3.
与之相对，疫苗犹豫(VH) 与感知障碍的关联最为强烈（β=0.73, p<0.001）。这表明，父母对疫苗接种的顾虑、担忧和不便之处的感知，是导致其产生疫苗犹豫心理的最主要根源。
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的核心结论是，将疫苗犹豫(VH)作为一个独立的构念整合进健康信念模型(HBM)框架，显著改善了模型对父母疫苗接种决策机制的解释力和模型本身的稳定性。这证实了VH并非疫苗接种意向简单的反面，而是一个具有独特心理决定因素的独立概念结构。具体而言，促进接种（意向）和阻碍接种（犹豫）受到HBM中不同因素的主导：行动线索强力推动接种行为，而感知障碍则直接催生犹豫心理。
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它提示，旨在提高儿童RSV疫苗覆盖率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需要采取差异化策略。一方面，应继续通过医疗提供者等渠道强化“行动线索”，如给予明确的接种建议。另一方面，或许更为关键的是，需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导致“感知障碍”和“疫苗犹豫”的根源问题。例如，加强医护人员培训，提升其识别、理解和应对家长疫苗顾虑的沟通技巧与能力，改善医患（护-患）沟通质量，可能对化解犹豫、促进疫苗接纳产生深远影响。该研究为在疫苗推广中应用和扩展健康行为理论提供了新的实证依据，突出了在理论模型中纳入负面心理构念对于全面理解健康决策行为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