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entific Reports》：Parental expectations and nocebo by proxy effects in adolescent orthodontic treatment out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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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针对正畸治疗中父母的影响机制，探讨了父母的预期如何通过替代性反安慰剂效应（nocebo by proxy）影响青少年的治疗体验。研究通过前瞻性队列评估父母的正畸经历、对牙科护理的认知与儿童的疼痛、焦虑及口腔健康影响的关系。结果表明，父母的疼痛相关预期与儿童更高的焦虑、疼痛灾难化（PCS）及口腔功能障碍显著相关，提示干预父母认知或可改善儿童的治疗体验。本研究为理解家庭因素在医疗体验中的作用提供了新视角，发表于《Scientific Reports》。
当孩子需要戴上牙套，开始漫长的正畸治疗时，父母们往往会基于自己的经历或听说来的故事，对孩子可能面对的疼痛和不适产生强烈的预期。这些担忧和叮嘱，本是关爱的体现，但会不会无形中成为孩子治疗路上额外的负担？近年来，心理学和医学交叉领域开始关注“反安慰剂效应”（nocebo effect）——即消极的心理预期可能导致或加剧真实的负面体验。而在亲子关系中，这种效应可能通过父母传递给孩子，形成所谓的“替代性反安慰剂效应”（nocebo by proxy）。在青少年正畸这个普遍存在治疗不适的领域，父母的过往经历和态度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不仅是家庭沟通的心理学问题，更直接关系到临床实践中如何优化患者的治疗体验和结局。为此，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研究，深入探索了父母的正畸经历、对牙科护理的感知与青少年患者在治疗初期疼痛、焦虑及口腔健康影响之间的关联。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研究团队设计并实施了一项前瞻性观察性队列研究。该研究招募了连续就诊的12至18岁固定矫治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关键技术方法主要包括：1）使用标准化问卷在治疗前收集父母的既往正畸经历、对牙科护理的感知以及对孩子治疗的疼痛预期；2）在矫治器粘接前，让儿童患者完成疼痛灾难化量表（Pain Catastrophizing Scale, PCS）和斯皮尔伯格儿童状态-特质焦虑量表（Spielberger State Trait Anxiety Inventory for Children, STAIC），以量化其心理状态；3）在矫治器粘接后3-5天进行随访，通过问卷评估患者自我报告的疼痛、口腔功能障碍、镇痛药使用情况以及口腔健康影响程度（采用OHIP-14量表）。研究最终纳入了70名平均年龄14.1±1.7岁的患者，并采用非参数检验和回归分析等统计学方法，系统分析了父母变量与患儿报告结局之间的关联。
研究结果
患者人口统计学与基线特征
研究共纳入了70名青少年正畸患者，其中女性占比51.3%，平均年龄为14.1岁。所有患者在治疗前均完成了心理评估量表（PCS和STAIC），为后续分析提供了基线数据。
父母经历与患儿镇痛药使用
数据分析揭示了一个明确关联：那些父母自身有过正畸经历的患者，在矫治器粘接后报告使用了更多的镇痛药物（p= 0.038）。这表明父母的亲身经历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孩子对疼痛的管理行为。
父母感知与患儿心理状态
研究进一步发现，父母将正畸护理与疼痛紧密关联的认知，与患儿更高的焦虑水平（通过STAIC测量）和更严重的疼痛灾难化倾向（通过PCS测量）显著相关。换言之，父母对治疗持越负面的疼痛预期，他们的孩子在治疗前就显得越焦虑，越倾向于将疼痛预感放大和灾难化。
回归分析确认的多重关联
通过构建回归模型，研究控制了混杂因素后，确认了父母预期与多项患儿报告结局之间存在独立关联。具体而言：1）父母的预期与患儿的口腔功能障碍程度相关；2）与患儿的焦虑状态相关；3）与患儿的疼痛灾难化水平相关；4）与治疗后口腔健康受影响（OHIP-14得分）的程度相关。这些结果从多角度证实了父母因素对患儿治疗体验的广泛影响。
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首次在正畸学领域实证了“替代性反安慰剂效应”的存在。研究结论明确指出，父母自身过往的正畸经历以及他们对牙科护理（特别是疼痛方面）的消极认知和预期，能够显著影响其青少年子女在正畸治疗初期的体验。这种影响具体体现在子女更高的焦虑水平、更强的疼痛灾难化思维、更频繁的镇痛药使用、更明显的口腔功能障碍以及更差的口腔健康相关生活质量上。
该发现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在理论层面，它将医疗情境下的反安慰剂效应研究扩展至家庭互动情境，强调了在理解患者体验时，必须将患者置于其社会关系（尤其是亲子关系）网络中考察，父母的认知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心理社会决定因素。在临床实践层面，这项研究为改善青少年正畸体验提供了新的干预思路。传统的患者教育多集中于患者本人，而本研究提示，在治疗前或治疗早期，主动识别并积极干预父母的负面预期和认知，可能是一种有效降低儿童治疗期痛苦、提升治疗依从性与满意度的策略。例如，临床医生可以与父母进行针对性沟通，提供基于证据的疼痛管理信息，帮助其建立更理性、积极的预期，从而切断消极预期的传递链条。最终，通过关注并优化家庭系统内的心理环境，或能为青少年创造更 supportive 的治疗历程，实现更好的身心康复结局。本研究已发表于《Scientific Reports》期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