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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人类活动正导致野生动物种群广泛衰退1,2，但在中非地区，野生动物肉类（wild meat）仍是数百万人口饮食的主要组成部分3。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4和《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5中“在确保野生动物可持续利用的同时遏制动物群退
尽管人类活动正导致野生动物种群广泛衰退1,2，但在中非地区，野生动物肉类（wild meat）仍是数百万人口饮食的主要组成部分3。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4和《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5中“在确保野生动物可持续利用的同时遏制动物群退化”的目标，理解野生动物肉类消费的规模及驱动因素至关重要。本研究基于中非地区252个地点（覆盖约4×106km2）的12,000余户家庭数据发现：野生动物肉类是中非农村人口饮食的基础组成部分，其提供的蛋白质占推荐每日蛋白质摄入量的20%，而城镇和城市居民的这一比例分别为13%和6%。研究人员估算，2000年至2022年间，中非地区野生动物肉类的年消费总生物量从0.73×106吨增至1.10×106吨，其中城镇和城市的需求增长是主要驱动力。为确保农村社区仍能获取野生动物肉类（符合SDGs和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要求），减少大都市地区的野生动物肉类消费是关键。尽管本研究基于现有最全面的数据库，但地理覆盖范围仍不完整，且仅代表中非总人口的一小部分，未来需针对性研究验证模型并评估关键干预区域。
论文解读
研究背景与意义
人类活动导致的野生动物种群衰退已成为全球性危机1,2，但在中非地区，野生动物肉类（wild meat）因蛋白质含量高、获取成本低，仍是数百万农村人口的主要蛋白质来源3。随着中非城市化进程加速（2022年城市人口占比达51%23），城镇和城市对野生动物肉类的需求激增，导致野生生物被过度猎捕，威胁区域生物多样性2,39。如何在保障农村社区生存需求的同时实现野生动物可持续利用，成为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4和《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5的关键挑战。为此，研究人员整合中非地区2000-2022年的多源数据，首次开展了跨区域、多尺度的野生动物肉类消费时空动态分析，相关成果发表于《Nature》。
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采用多阶段建模框架：首先整合30项研究（含252个地点、12,453户家庭、163,896次回忆事件）的消费数据，涵盖消费概率（是否消费）、频率（消费频次）和数量（日均消费量）三类指标；其次通过贝叶斯分层模型（Bayesian hierarchical modeling）联合分析三类数据，引入空间自相关组件（spatial autocorrelation component）和成人男性当量（Adult Male Equivalent, AME）标准化方法消除人口结构差异；最后结合地理信息系统（GIS）图层（如森林状况指数、人类发展指数）解析消费驱动因素，并通过模拟研究验证模型准确性（覆盖率5%-15%场景下的参数估计误差<10%）。
研究结果
区域证据库的构建
研究覆盖中非7国（喀麦隆、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及尼日利亚Cross River景观，包含224个村庄、24个城镇和4个城市。数据显示，农村家庭的野生动物肉类消费概率（85%）和频率（每周3.2次）显著高于城镇（52%、每周1.5次）和城市（18%、每月0.8次），日均消费量分别为56 g/AME、38 g/AME和16 g/AME（AME为成人男性当量，用于标准化不同性别年龄群体的蛋白质需求）。
野生动物肉类消费的相关因素
模型分析表明，森林状况指数（Forest Condition Index, FCI）和偏远程度（Remoteness, REM）与消费概率和频率正相关（FCI每增加1单位，消费概率上升0.23，95%CI=0.15-0.31）；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和人类人口密度（Human Population Density, HPD）与消费量呈负相关（HDI>0.6时，消费量下降42%）。值得注意的是，教育水平对消费行为的影响不显著（P>0.05），而家庭规模扩大导致人均消费量减少（每增加1名AME，日均消费量减少2.96 g，95%CI=2.50-3.93）。
中非地区的野生动物肉类消费
区域年均消费量从2000-2010年的0.99×106吨增至2022年的1.62×106吨，其中68%（1.10×106吨）集中于中非森林区域（Central African forest region）。农村地区贡献了60%的消费量，但城镇和城市的需求增速更快（2000-2022年城市消费量增长120%）。按蛋白质贡献计算，野生动物肉类占农村居民推荐日摄入量的20%（中位数），部分地区高达40%。
对野生动物种群的威胁
2022年消费的生物量（1.10×106吨）已超过2000年中非森林哺乳动物生物量估计值（2×106吨）的50%38，且大型和中型陆生哺乳动物（如灵长类、有蹄类）是主要猎捕对象39-41。由于森林退化和猎枪狩猎普及11,42，预计农村周边野生动物丰度将以每年3.2%的速度下降，直接威胁依赖野生动物获取蛋白质的农村社区的粮食安全43-46。
人类营养的关键组成部分
农村家庭的野生动物肉类消费并非单纯文化习俗，而是生存必需：在缺乏家畜养殖传统、替代蛋白质（如鱼类、进口肉类）获取困难的地区，野生动物肉类提供了70%以上的动物蛋白来源27,45。研究强调，完全禁止农村野生动物消费可能加剧粮食不安全，需区分“生存性消费”与“商业性消费”制定政策。
植根于文化的商品
城市消费呈现“文化驱动”特征：尽管人均消费量低（16 g/AME/d），但因人口基数大，城镇和城市合计贡献了40%的区域消费量（0.6×106吨/年）。消费者将野生动物肉类视为“健康食品”（优于集约化养殖的家畜）或“地位象征”（价格高于替代品27%-50%）27,29，导致商业猎人从偏远地区大量输入野生动物，形成“农村猎捕-城市消费”的供应链54-55。
迈向可持续的野生动物肉类消费
研究提出“分区管理”策略：在农村地区，通过社区-based野生动物管理（Community-based Wildlife Management）保障生存性消费；在城市地区，需通过替代蛋白质开发（如家禽养殖、渔业）和需求侧干预（如健康教育）降低消费意愿。模型预测，若城市消费量削减50%，可使野生动物猎捕压力下降35%，同时需配套政策解决农村就业和粮食安全问题14,25。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迄今最大规模的跨区域数据分析，量化了中非野生动物肉类消费的时空格局及驱动机制，证实城市化是导致野生生物衰退的关键驱动力。研究强调，实现SDGs需平衡“农村生存需求”与“城市商业消费”：一方面应禁止濒危物种贸易并加强农村可持续管理；另一方面需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和政策引导，切断城市对野生动物肉类的文化依赖。该成果为制定区域性野生动物保护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其他热带地区（如亚马逊）的类似问题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