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就意味着“无效”吗？在政治道歉的背景下，对“规范稀释效应”（即道歉行为在重复发生时可能变得不那么有效）进行了一次验证尝试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Common = ineffective? A replication attempt of the normative dilution effect in the context of political apologies

　　**弗拉达·特罗菲姆丘克 | 丽贝卡·利特曼**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心理学系**

**摘要**
“规范性稀释效应”表明，将某种行为视为规范性的行为可能会削弱其有效性，尤其是在该行为的沟通价值重要的情境中。群体间的道歉为这一效应提供了有力的验证案例，因为表达真诚的动机对于促进原谅至关重要。迄今为止，仅有的一项定量研究（Okimoto等人，2015年）检验了这一效应。因此，我们旨在在原始研究十年后通过两项实验来复制这一效应。在两个澳大利亚参与者样本（总人数=1075人）中，我们没有发现支持规范性稀释效应的证据。当实验性地促使参与者认为政治道歉更为普遍时，他们并不更渴望得到道歉，也不认为这些道歉更加真诚；同时表示更不愿意原谅日本对澳大利亚战俘的不当对待，并且更倾向于认为道歉背后有隐藏的动机。此外，在对照组中，我们也未发现规范性稀释效应所预测的道歉普遍性、感知到的道歉真诚度与原谅意愿之间的关联模式。我们讨论了这些发现对“规范性稀释效应”理论的意义。

道歉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已变得无处不在。简单地在谷歌上搜索“apology”一词，就会找到无数相关结果，从名人和政客为不当行为道歉，到政府为当前或历史上的错误道歉。在政治领域，过去几十年来道歉的数量急剧增加（Lazare，2004年；Okimoto等人，2015年）。哥伦比亚大学人权研究 institute 编制了一份过去1000年间约820次政治道歉的清单，发现其中超过90次发生在最近70年（人权研究 institute，2020年）。政治道歉的这种增加趋势使得学者们将当前时代称为国际关系中的“道歉时代”（Brooks，1999年；Gibney，2008年），在这种时代，公开表示对政治错误的懊悔已成为一种修复策略（Okimoto等人，2015年）。尽管几乎所有人都认为道歉在人际关系中具有和解功能，但关于群体间道歉在促进原谅方面的有效性，研究结果却存在分歧（例如，Hornsey & Wohl，2014年；Reinders Folmer等人，2021年）。在这项研究中，我们探讨了政治道歉数量的显著增加本身是否会对群体间原谅的有效性产生任何影响。

**1. 规范性稀释效应**
为了尝试回答这个问题，Okimoto等人（2015年）提出了“规范性稀释效应”，该效应认为某种行为的规范环境可能会“稀释”其有效性。他们提出了两个支持这一效应的论点：首先，当某种行为成为规范反应时，其他人更有可能认为它是合适的并采取相同的行为，从而形成了一个强化循环，使这种行为变得更加普遍；其次，一旦某种行为被视为规范性的，其沟通价值——即该行为向他人传递的关于行为者的信息——就会受到削弱。简单来说，当行为者做出一种普遍的行为时，人们更难以推断出他们这样做的真正动机。

从以往的研究中我们知道，人们遵守社会规范的原因各不相同。有些人内化了这些规范，并将其视为理所当然或“正确”的行为（例如，Axelrod，1986年；Gavrilets & Richerson，2017年）；而另一些人则为了避免因不遵从规范而受惩罚或获得声誉收益而遵守规范（例如，Teraji，2013年）。规范性稀释效应表明，观察者更可能推断出普遍的行为是由自私动机驱动的（例如，为了避免不遵从规范的代价或获得声誉收益），而非出于规范内化或对行为者正面性格的推断。根据Okimoto等人（2015年）的观点，这一过程可能会产生负面的社会影响，但仅在这些推断对行为有效性重要的领域才会如此。

以回收利用为例。随着回收利用变得越来越普遍，规范性稀释效应意味着人们越来越认为它是一种适当的行为，并开始自己进行回收。然而，回收利用越变得规范化，它传递出的关于行为者核心价值观的信息就越少。当回收利用还不普遍时，回收行为更有可能表明行为者的主要动机是环保；而现在，回收行为不太能有效地传达行为者的内在价值观或道德主张。相反，观察者可能会认为行为者只是为了遵守规范，甚至是为了避免不回收所带来的社会制裁。然而，这种对行为者动机的看法变化不应影响回收行为本身的有效性：无论回收行为是否被视为出于内在动机，其有效性都不会改变。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沟通价值的变化不太可能带来负面的社会后果。

现在来看政治道歉，Okimoto等人（2015年）认为在这种情境下规范性稀释效应可能导致负面的社会后果。群体间的道歉只有在能够传达道歉者真诚的情况下才有效（Blatz & Philpot，2010年；?ehaji?-Clancy & Brown，2019年；Kirchhoff, Wagner, & Strack，2012年；Okimoto, Hornsey, & Wenzel，2019年；Wenzel, Okimoto, Hornsey, Lawrence-Wood, & Coughlin，2017年），而在群体间情境中实现这一点尤其具有挑战性。这是因为道歉往往在不当行为发生很久之后才提出（Zoodsma & Schaafsma，2022年）。在这种情况下，道歉方代表的是整个群体，而不是直接涉及不当行为的个体，这可能会影响人们对道歉者真诚度和悔意的看法。

根据规范性稀释效应，随着政治领导人公开道歉的频率增加，人们更可能会认为政治道歉是对群体间不当行为的适当回应，从而可能增加他们希望自己的国家或群体受到道歉的愿望。政治领导人甚至可能更倾向于发出道歉以遵守这一规范。然而，政治道歉越普遍，它们传达出的关于道歉者核心价值观和动机的信息就越少，这可能会妨碍道歉促进群体间原谅的作用。Okimoto等人（2015年）在政治道歉的背景下具体阐述了规范性稀释效应，指出随着政治道歉的普遍化，人们会认为这些道歉不够真诚，因此促进原谅的效果也会降低（见图1）。

**2. 本研究**
在目前已知的唯一一项规范性稀释效应的实验测试中，Okimoto等人（2015年）进行了针对日本向澳大利亚战俘道歉的案例研究。他们发现了规范性稀释效应的证据：被告知生活在一个政客、名人和组织经常道歉的世界中的澳大利亚人，比那些没有这种认知的人更渴望得到道歉，但认为这些道歉不够真诚，并且因此更不愿意原谅日本。

鉴于这一效应仅通过一次实验得到验证，本研究在十年后进行了两项重复实验，试图在相同的背景下重现Okimoto等人（2015年）的实验结果。我们假设：当人们被提醒生活在道歉频繁发生的时代时，他们会更渴望得到道歉（假设1）；同时，他们会认为特定的道歉不够真诚（假设2），并且更不愿意原谅过错方（假设3）。我们还假设道歉的真诚度会调节道歉时代设定对群体间原谅的影响（假设4）。此外，我们测量了人们对道歉动机的真实性和隐秘性的感知，以探讨将道歉视为普遍现象是否会影响人们对道歉原因的推断。所有研究方法、测量手段、实验操作及数据/参与者排除情况详见论文或其补充材料。

**3. 第一项研究**
在第一步研究中，我们尝试复制Okimoto等人（2015年）的研究，探讨了我们认为生活在道歉频繁发生的时代这一认知如何影响日本对澳大利亚战俘道歉的真诚度和有效性。根据澳大利亚退伍军人事务部（2024年）的数据，1940年至1945年间日本俘虏了22,000名澳大利亚人。大多数战俘在日本营地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被迫从事繁重的劳动，如修建铁路和道路。因此，许多人出现了无法通过营地医院的基本护理解决的健康问题（退伍军人事务部，2024年）。

与Okimoto等人（2015年）的研究类似，本研究的澳大利亚参与者阅读了日本前外相前原诚二向澳大利亚代表团（其中包括五名战俘）就二战期间对澳战俘的恶劣对待道歉的声明。Okimoto及其同事选择这一背景是因为公众对这一道歉的了解甚少：只有10%的澳大利亚人表示知道日本曾为二战道歉（Philpot & Hornsey，2011年）。

**3.1. 方法**
**3.1.1. 参与者**
我们通过Prolific平台招募了居住在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公民（年龄18岁以上，至少有一名父母出生于澳大利亚）。我们使用G*Power 3.1（Faul, Erdfelder, Buchner, & Lang，2009）进行了先验功效分析。典型的心理学研究能够检测到d=0.40的小到中等效应大小。我们的目标是检测更小的效应大小d=0.26。根据功效分析，我们需要624名参与者才能达到90%的检测功效。对于中介效应测试，我们假设所有相关性为0.20，除了公认的道歉真诚度与原谅之间的相关性为0.30。在目标样本量为624名参与者的情况下，我们能够以98%的功效检测到真诚度中的中介作用（Schoemann, Boulton, & Short，2017）。我们预先注册了650名参与者，以便在排除未能通过两项注意力检查的参与者后仍有足够的样本。

在通过Prolific招募的650名符合条件的参与者中，有29名因未能通过两项注意力检查而被排除。最终样本为621名，几乎是Okimoto等人（2015年）报告样本量的5倍。这个样本具有80%的功效，能够检测到d=0.23的效应大小，并且能够以80%的功效检测到真诚度中的中介作用。参与者的平均年龄为37.90岁（标准差=13.05岁），性别分布为：女性占61%，男性占36%，非二元性别占3%。大多数参与者自认为是英澳或欧澳混血（86%），具有学士学位或以上（61%），并认为自己属于中上层阶级（71%）。

**3.1.2. 实验操作**
与Okimoto等人（2015年）的研究相同，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两个条件之一：对照组或道歉时代组。在两个组中，参与者都看到了以下文字：“这项研究关注群体间的道歉——一个群体向另一个群体发出的道歉。”对照组参与者直接进入下一页。道歉时代组的参与者还看到了以下额外文字：“学者们将过去30年称为‘道歉时代’。每天你都可以看到有关国家、组织或名人发出公开道歉的新闻。简单搜索‘政治道歉’就能找到超过4617条相关报道。”

**3.1.3. 道歉材料**
所有参与者都阅读了一篇新闻文章，其中详细介绍了日本高级官员直接向五名前澳大利亚战俘发出的正式道歉。奥本等人（2015年）将他们使用的新闻文章描述为“一个相当有力的道歉声明，而不仅仅是一个表面的悔恨表达”（第135页）。文章中包含了受害者自己的引述，表明他们认为这个道歉是真诚的，并且他们会原谅并继续前进（例如，“这种道歉非常深刻，表达了深切的悔意……这是一次感人的经历”；“真的很好，非常真诚”）。在目前的研究中，我们使用了同一篇新闻文章，但去掉了受害者的引述。我们这样做有几个原因。首先，当人们从加害者那里了解到一个道歉时，很少能从直接的受害者那里得到关于道歉真诚度的明确线索。这部分是因为平均来说，一个加害国家需要大约40年的时间，或者至少一代人的时间，才会公开道歉（Zoodsma & Schaafsma, 2022）。因此，去掉受害者的引述使得道歉的刺激更加具有普遍性。其次，包含受害者的赞同引述可能会抵消频繁道歉这一规范可能带来的负面社会后果。参与者可能会依赖受害者的正面评价以及他们所认为的“道德权威”来判断一个道歉是否真诚。然而，在没有引述的情况下，参与者必须依靠自己的信念，因此，在形成判断时可能更倾向于依赖社会规范。因此，呈现一个没有额外线索表明其真诚度的道歉（即没有受害者的引述），可能会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检测到规范稀释效应的可能性。

3.1.4. 程序
我们遵循了奥本等人（2015年）概述的程序。参与者被引导到一个Qualtrics调查中，在那里他们首先回答了关于他们的人口统计特征和国家认同程度的问题。接下来，他们被随机分配到两个条件之一：对照组或道歉年代组。为了评估实验操作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然后要求参与者报告他们认为政治道歉有多常见。

在操作检查之后，所有参与者都阅读了一段简短的解释，说明在这项研究中，我们试图了解更多关于政治道歉对于二战暴行的适当性，特别是日本人对待澳大利亚战俘（POWs）的方式。这之后是一段关于这些暴行的简要描述以及一张战俘的照片（有关研究1的所有材料，请参见补充材料（SM））。阅读这些信息后，参与者被要求表示他们希望日本人对他们的待遇表示多少歉意。接下来，参与者阅读了详细描述日本人对澳大利亚战俘道歉的新闻文章。阅读后，参与者表示他们认为日本人是多么真诚的，以及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原谅了日本的这一过错。最后，感谢了参与者并进行了总结说明。整个研究大约花费了10分钟，参与者因参与而获得了2.00美元的报酬。

3.1.5. 测量变量
3.1.5.1. 操作检查
按照奥本等人（2015年）的方法，参与者在实验操作后立即被问及他们认为政治道歉有多常见（“总体来说，政治道歉有多常见？”）。他们在6点李克特量表上进行了回应（0 = 极不常见到5 = 非常常见）。

3.1.5.2. 对道歉的渴望
使用原始研究中的一个问题来测量对道歉的渴望：“你认为日本政府应该向澳大利亚正式道歉吗？”参与者在6点李克特量表上进行了回应（0 = 绝对不认为应该到5 = 绝对认为应该）。奥本等人（2015年）的原始研究还包括了第二个问题作为这一测量的部分（“澳大利亚人民收到日本真诚的道歉有多重要？”）。与我们的预注册一致，我们没有在主要分析中包括这个第二个问题，因为它更关注的是道歉在国家层面的重要性，而不是个人对此的渴望。

3.1.5.3. 对道歉真诚度的感知
奥本等人（2015年）使用两个项目来测量道歉的真诚度，要求参与者表示道歉是否真诚，以及他们认为日本对其行为的悔意有多真诚。由于这个第二个项目涉及对日本悔意的更广泛感知，而不是道歉本身的真诚度，我们改用了Wenzel、Lawrence-Wood、Okimoto和Hornsey（2018年）开发的感知真诚度量表的改编版本作为我们主要的道歉真诚度测量方法。参与者被要求使用这三个形容词来描述他们如何看待日本的道歉：真诚的、真挚的、真实的（α = 0.95）。所有项目都在6点李克特量表上进行了回应（0 = 完全不认为到5 = 非常认为）。

3.1.5.4. 组间宽容
我们使用了与奥本等人（2015年）相同的30个项目组成的组间宽容量表（α = 0.97）来测量组间宽容。它包括与情感（例如，对日本人的负面、积极或良好的感觉）、认知（例如，日本人是否道德、端正或不好）和行为倾向（例如，“对于现在的日本人口，我会采取负面行动或希望他人这样做”，或“我会对他们很严厉或希望他人这样做”）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在6点量表上进行了回应（0 = 强烈不同意到5 = 强烈同意）。

我们还使用了一个具有高表面效度的单项目测量方法来测量组间宽容，这在组间宽容文献中是常见的（Philpot & Hornsey, 2008）：“对于日本人对待澳大利亚战俘的方式，你在多大程度上原谅他们？”。这个问题在6点量表上进行了回应（0 = 完全不原谅到5 = 非常原谅）。

3.1.5.5. 动机感知
我们使用Philpot和Hornsey（2008年）开发的量表的改编版本来测量隐秘动机（α = 0.85）和真实动机（α = 0.90）的感知。示例项目包括：“你在多大程度上认为日本道歉的决定是由于外部压力？”，以及“你在多大程度上认为日本道歉的决定是由于对他们过去行为的悔意？”。所有项目都在6点李克特量表上进行了回应（0 = 完全不认为到5 = 非常认为）。

3.2. 结果
3.2.1. 操作检查
在测试主要假设之前，我们检查了实验操作是否影响了参与者对道歉普遍性的感知，如预期那样。操作是成功的，因为在道歉年代组中，参与者认为道歉更常见（M = 2.83，SD = 1.19），而对照组中则不然（M = 1.85，SD = 1.10），t(614.02) = 10.69，p < 0.001，Cohen's d = 0.86（参见SM中的图S1，了解响应分布）。在我们的样本中，实验操作的效果比奥本等人（2015年）的原始研究更强（d = 0.86）。

3.2.2. 检验规范稀释效应的假设
我们进行了一系列回归模型来检验，与对照组相比，道歉年代组的参与者是否更渴望道歉（假设1），认为道歉不那么真诚（假设2），以及报告出更少的愿意原谅日本的意愿（假设3）。我们没有发现这些假设的任何支持（见表1）。道歉年代组的参与者（M = 3.19，SD = 1.22）报告的对道歉的渴望低于对照组（M = 3.44，SD = 1.17）。

表1. 道歉年代组对结果测量的影响。
空白单元格
预测变量：道歉年代组 vs. 对照组
结果
B [95% CI] t (619) p Cohen's d
对道歉的渴望 ?0.25 [?0.44, ?0.06] ?2.61 0.009 ?0.21
对道歉的真诚度感知 ?0.08 [?0.26, 0.10] ?0.88 0.377 ?0.07
组间宽容（IFS） ?0.03 [?0.12, 0.20] ?0.51 0.609 ?0.04
组间宽容（单项目） ?0.06 [?0.28, 0.16] ?0.51 0.611 ?0.04
隐秘动机 ?0.05 [?0.22, 0.12] ?0.54 0.588 ?0.04
真实动机 ?0.06 [?0.22, 0.12] ?0.57 0.568 ?0.05
注：结果来自分别以条件（0 = 对照组，1 = 道歉年代组）为预测变量的回归分析。
没有其他实验操作的效果显著。道歉年代组的参与者（M = 3.19，SD = 1.13）并不认为道歉比对照组（M = 3.27，SD = 1.11）的参与者更不真诚。他们也不比对照组（M = 4.19，SD = 0.68）更不愿意原谅日本人（M = 4.22，SD = 0.55）。即使使用组间宽容的单项目测量方法，结果也是一致的（道歉年代组：M = 3.01，SD = 1.40；对照组：M = 3.07，SD = 1.42）。此外，道歉年代组的参与者也没有将更多的隐秘动机（M = 2.22，SD = 1.06）或真实动机（M = 2.87，SD = 1.21）归因于道歉行为。

3.2.3. 规范稀释效应的相关性分析
在操作检查中，参与者被要求在6点量表上表示他们认为政治道歉有多常见。对照组中的回应（n = 312）提供了对道歉普遍性的自然变化（即对道歉的描述性规范），并允许我们测试道歉普遍性、对道歉的渴望、道歉真诚度和愿意原谅之间的潜在关联是否符合规范稀释效应预测的模式。在对照组中，认为政治道歉更常见与对道歉的强烈渴望无关（r(310) = 0.02，p = 0.790，95% CI [?0.10, 0.13]）。它仅与较低的道歉真诚度感知（r(310) = ?0.12，p = 0.041，95% CI [?0.22, ?0.01]）和较低的愿意原谅程度弱相关，当使用IFS量表测量时（r(310) = ?0.13，p = 0.025，95% CI [?0.23, ?0.02]）。它与单项目原谅测量方法无关（r(310) = ?0.03，p = 0.568，95% CI [?0.14, 0.08]）。对道歉普遍性的感知与隐秘动机的归因弱相关（r(310) = 0.21，p < 0.001，95% CI [0.10, 0.31]），但与真实动机无关（r(310) = ?0.10，p = 0.064，95% CI [?0.21, 0.01]）。

3.3. 讨论
与我们的预测相反，尽管操作成功地增加了参与者对道歉普遍性的感知，但我们没有在实验上复制出奥本等人（2015年）研究中的规范稀释效应。当澳大利亚参与者被提醒他们生活在道歉频繁发生的时代（而不是当道歉规范不那么突出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认为道歉不那么真诚，也不更不愿意原谅日本人。他们也没有认为道歉行为具有更多的隐秘或真实动机。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对道歉的渴望反而减少了。尽管这与规范稀释效应的预测相反，但这可能与政治道歉的感知价值降低相吻合。具体来说，如果道歉被视为频繁发生，其价值因此被“稀释”，个体可能不太倾向于寻求道歉。

在对照组中，我们只发现了对规范稀释效应预测的关联模式的微弱支持。认为政治道歉更常见与较低的道歉真诚度、较低的愿意原谅程度和更高的隐秘动机感知仅仅弱相关，且与对道歉的渴望和真实动机的感知无关。

4. 第2项研究
我们在第1项研究中没有发现实验证据，也只发现了规范稀释效应的微弱相关性支持。这可能表明规范稀释效应并不准确地反映了社会规范如何塑造政治道歉的有效性。然而，在第2项研究中，我们旨在创造更有利的环境，以便这种效应显现。更具体地说，第1项研究中的实验操作是成功的，因为道歉年代组的参与者报告说政治道歉比对照组更常见。然而，参与者可能需要将道歉视为更加规范或普遍，规范稀释效应才会出现。因此，在这项研究中，我们决定使用更强、更有针对性的道歉普遍性操作来概念性地复制规范稀释效应。

为了开发新的刺激材料，我们在奥本等人（2015年）的道歉年代操作基础上进行了扩展，同时更加强调了政治道歉的普遍性。首先，我们提供了关于“道歉年代”意味着什么的更详尽的书面描述。更具体地说，我们指出从1994年到现在，政治道歉的数量几乎增加了四倍，使得政治道歉成为政府和政治组织处理历史过错的常见方式。与原始的操纵实验相反，我们特别关注的是政治层面对于历史过错的道歉，而不是名人或公司的道歉，因为个人对于不同领域内的道歉普遍性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还包含了一个图表，显示了每十年政治道歉次数的增长情况，为道歉数量提供了一个更量化的参考（Zoodsma & Schaafsma, 2022）。最后，我们将操纵检查量表的响应范围从6个点扩展到了8个点，以便参与者能够更直观地表达他们认为道歉有多普遍。我们对这一实验性操纵进行了预测试，以确定它是否成功地改变了人们对道歉普遍性的认知。在原始的Okimoto等人（2015年）的研究中，大约63%的参与者选择了“常见”选项；而在看到新的刺激材料后，这一比例上升到了90%。这初步证明了修改后的操纵实验确实增加了人们对道歉普遍性的认知。

4.1 方法
4.1.1 参与者
与研究1一致，我们通过Prolific平台招募了居住在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公民（年龄18岁以上，且至少有一位父母出生于澳大利亚）。我们预先注册了与研究1相同数量的参与者（N = 650人）。然而，在五周的招募期间，我们未能达到最初的样本量目标。因此，在检查任何数据之前，我们在OSF平台上更新了预注册信息，将最低样本量调整为450人。最终，我们在六周内招募到了474名参与者。排除了那些未能通过两项注意力测试的参与者后，我们的最终样本量为454人，这样的样本量具有80%的统计功效，能够检测到d = 0.26的效果大小。此外，我们使用8个点的量表来衡量参与者对道歉普遍性的看法。

4.2 结果
4.2.1 操纵检查
在测试主要假设之前，我们首先检查了实验操纵是否影响了参与者对道歉普遍性的认知。操纵是成功的，因为在“道歉年代”条件下，参与者认为道歉更为常见（M = 4.41, SD = 1.69），而对照条件下则为3.03（M = 3.03, SD = 1.60），t(449.17) = 8.90, p < 0.001, Cohen's d = 0.84（参见补充材料中的图S2）。

4.2.2 测试规范稀释效应假设
我们进行了一系列回归模型，以检验在“道歉年代”条件下，参与者是否比对照条件下更渴望得到道歉（假设1），是否认为道歉不够真诚（假设2），以及是否更不愿意原谅日本人（假设3）。然而，我们的假设均未得到支持（见表2）。在“道歉年代”条件下的参与者（M = 3.46, SD = 1.16）并不比对照条件下的参与者（M = 3.34, SD = 1.11）更渴望得到道歉；他们也不认为道歉不够真诚（M = 3.38, SD = 1.06 vs M = 3.36, SD = 1.02）；同样，他们也不更不愿意原谅日本人（M = 3.20, SD = 1.31 vs M = 3.33, SD = 1.24）。使用单项测量的群体间 forgiveness 指标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道歉年代”条件：M = 4.28, SD = 0.52 vs 对照条件：M = 4.23, SD = 0.58）。此外，“道歉年代”条件下的参与者并没有认为道歉带有更多的世俗动机（M = 2.33, SD = 1.02）或真诚动机（M = 2.90, SD = 1.16）。

4.3 讨论
与研究1类似，尽管我们采用了更强烈的手段来操纵道歉的普遍性，但我们并没有成功地复制出Okimoto等人（2015年）研究中发现的规范稀释效应。被提醒生活在政治道歉频繁发生的时代的澳大利亚参与者，并没有显示出更高的道歉需求、更低的对道歉真诚度的认知，也没有表现出更低的原谅意愿。同时，他们也没有将更多的世俗动机或真诚动机归因于道歉行为。此外，在对照组中，道歉的普遍性与道歉需求、道歉真诚度、原谅意愿或对道歉动机的认知之间也没有显著关联。

4.3.1 对比分析
在对照组中，认为政治道歉更普遍与更高的道歉需求（r(228) = 0.03, p = 0.677, 95% CI [?0.10, 0.16）、较低的道歉真诚度（r(228) = 0.01, p = 0.932, 95% CI [?0.12, 0.13]）或较低的原谅意愿（通过IFS测量：r(228) = ?0.10, p = 0.136, 95% CI [?0.23, 0.03]；通过单项测量：r(228) = ?0.08, p = 0.212, 95% CI [?0.21, 0.05]）没有显著关联。同样，道歉的普遍性与将真诚动机或世俗动机归因于道歉行为之间也没有显著相关性（r(228) = 0.05, p = 0.480, 95% CI [?0.08, 0.18]；r(228) = 0.09, p = 0.179, 95% CI [?0.04, 0.22]）。S3-S6在SM中），这可能使日本的道歉更有机会被视为真诚的。总体而言，澳大利亚人对日本的好感、日本道歉的更人性化的性质，以及这种道歉与当前政治气候的低相关性，可能创造了一种背景，在这种背景下，道歉这一更普遍的规范（即我们生活在一个道歉的时代，道歉是承认历史错误的一种常见方式）在塑造澳大利亚人对日本道歉的看法时并不那么突出。规范稀释效应可能主要出现在群体间关系更为紧张的情况下，在这些情况下，引起道歉的历史事件在集体记忆中更为显著，并与当前的关系相关。5. 总讨论在最近一次关于社会规范的年度回顾中，Wenzel和Woodyatt（2025年）指出，“有瑕疵的动机和意义”是社会规范的潜在陷阱之一。在这个类别中，他们讨论了真诚性的规范稀释作为这些有瑕疵的意义产生的机制。尽管如此，正如Wenzel和Woodyatt的回顾所反映的，Okimoto等人（2015年）的研究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项测试规范稀释效应的定量研究。在原始研究中，Okimoto及其同事认为，将某种行为视为规范性的看法日益增强可能会影响其沟通价值（即，从事这种行为向他人传达了关于行为者动机的信息）。在沟通行为者内在动机决定行为成功或有效的情境下，这种规范性看法可能会导致负面后果。因此，政治道歉为研究规范稀释效应提供了一个有用的途径，特别是因为它们在促进群体间宽容方面的有效性与其传达真诚性的能力有关（例如，Blatz & Philpot, 2010; ?ehaji?-Clancy & Brown, 2019）。在这两项研究中，我们试图在提出和测试规范稀释效应十年后，重新验证这一效应。我们通过让澳大利亚人阅读有关当前政治道歉频率的信息，然后再了解日本对澳大利亚战俘的道歉，来复制Okimoto等人（2015年）的研究。我们没有发现规范稀释效应的证据。在实验中操纵对政治道歉普遍性的看法并没有导致其贬值（即，对道歉真诚性的看法降低以及对日本人的宽容意愿降低）。此外，虽然在第一项研究中，对道歉普遍性的看法与较低的道歉真诚性和宽容意愿有弱相关性，但在第二项研究中这种相关性并不显著。我们还在另一组美国人的样本中检验了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这些人被要求想象在不同假设的冲突情境中来自侵权方的道歉。与研究1和2类似，道歉的普遍性、真诚性和宽容意愿之间并没有根据规范稀释效应所预期的关联，这进一步证明了它的不存在（详见SM）。最后，我们测量了人们对行为评价中的隐秘动机和真实动机的归因，这是规范稀释效应理论提出的一个额外组成部分。我们没有发现将政治道歉视为更普遍会对澳大利亚人认为为什么会出现道歉的看法产生任何影响。这对规范稀释效应意味着什么？一方面，日本对澳大利亚战俘的道歉案例中缺乏证据表明，规范稀释效应根本 nicht wirklichángemessen der zugrundeliegenden Psychologie der Menschen entspricht: Vielleicht berücksichtigen Menschen nicht, wie h?ufig ein Verhalten ist, wenn sie die Motive einer Person bewerten, das Verhalten zu zeigen. Das Ausüben eines h?ufigen Verhaltens erfüllt m?glicherweise einfach nur eine grundlegende Erwartung, dass die Person die Norm befolgt, unabh?ngig davon, wie h?ufig das Verhalten tats?chlich ist. Aus dieser Sicht ist es nicht das Ausüben eines mehr oder weniger normativen Verhaltens, das die Motive der Person kommuniziert, sondern andere Merkmale, wie die Beziehung der Person zum Beobachter und der Inhalt des Verhaltens selbst. Andererseits k?nnte der normative Dilution-Effekt ein komplexeres Ph?nomen sein, als es von Okimoto et al. (2015) ursprünglich angenommen wurde. Genauer gesagt, geht die Theorie des normativen Dilution-Effekts von einer linearen Beziehung aus: Je h?ufiger ein Verhalten ist, desto wahrscheinlicher ist es, dass es die Attributionen eines Beobachters bezüglich der Personen, die es ausüben, negativ beeinflusst. Doch die spezifischen Attributionen h?ngen wahrscheinlich von der informationellen Bedeutung ab, die mit verschiedenen Graden an H?ufigkeit verbunden ist. Nehmen wir ein seltenes Verhalten als Beispiel: Wenn ein Verhalten selten ist, kann ein Beobachter nicht auf bestehende soziale Normen zurückgreifen, um Rückschlüsse über die Motive der Person zu ziehen. Daher ist das Ausüben eines seltenen Verhaltens eher in der Lage, die inneren Zust?nde der Person, einschlie?lich ihrer Motive und Absichten, mitzuteilen. Mit anderen Worten, das Fehlen der bestehenden Norm und somit die Ungew?hnlichkeit des Verhaltens macht seltenes Verhalten zu einem Indikator für die Motive der Person. Dies sollte im Allgemeinen positive Auswirkungen auf die Effektivit?t des Verhaltens haben. Zum Beispiel fanden Walfisch, Van Dijk und Kark (2013) heraus, dass eine Entschuldigung am Arbeitsplatz effektiver ist, wenn sie weniger erwartet wird. Im Gegensatz dazu kann die allgegenw?rtige Verbreitung eines Verhaltens dazu führen, dass andere Hinweise bei der Bewertung übersehen werden. Wie oben erw?hnt, befolgen Menschen Normen aus verschiedenen Gründen, unter anderem weil sie glauben, dass es das Richtige ist (z. B. Axelrod, 1986), um Strafen zu vermeiden oder um Reputation zu gewinnen (z. B. Teraji, 2013). Wenn ein Verhalten als extrem h?ufig wahrgenommen wird, kann seine Allgegenw?rtigkeit andere判断 Kriterien überschatten. Wie Okimoto et al. (2015) vorschlagen, k?nnen negative Schlussfolgerungen über die Motive der Person wiederum die Wirksamkeit einiger Verhaltensweisen verringern. Ein Beispiel dafür sind soziale Medienkampagnen, die oft erfolgreich sind, wenn sie echtes Engagement mit einem sozialen Problem signalisieren. Zum Beispiel gab es am Blackout Tuesday 2020 viele Nutzer, die ein schwarzes Quadrat posteten, um gegen Rassismus und Polizeigewalt zu protestieren. Man kann sich vorstellen, dass, als die ersten Personen das Quadrat als Zeichen der Solidarit?t posteten, die Geste als authentisch und somit als ehrlich wahrgenommen wurde, was die Verbündetheit und das echte Engagement mit dem Problem effektiv kommunizierte. Als die Kampagne zu einem Trend auf den sozialen Medien wurde, mit Beteiligung von Prominenten, Freunden und Fremden (was die wahrgenommene H?ufigkeit des Verhaltens erh?hte), wurden die Menschen wahrscheinlich skeptischer gegenüber den Absichten anderer und neigten eher dazu, die Handlungen der Beteiligten als Trendfolge statt als echte Sorge um Rassismus zu interpretieren. Soziale Medienkampagnen finden in der Regel h?ufiger statt und werden aufgrund des hohen Nutzungsgrads der sozialen Medien wahrscheinlich als recht h?ufig wahrgenommen, was eine fruchtbare Umgebung für die Untersuchung des normativen Dilution-Effekts im ?h?ufigen“ Extreme bietet. Wenn ein Verhalten jedoch nur relativ ungew?hnlich oder gew?hnlich wahrgenommen wird (d.h. weder selten noch allgegenw?rtig), kann es nicht genügend diagnostische Informationen liefern, um Attributionen und Schlussfolgerungen über die Person zu beeinflussen. Okimoto et al. (2015) schlugen vor, dass unter normativen Bedingungen der kommunikative Wert des Verhaltens abnimmt. Der normative Dilution-Effekt geht davon aus, dass diese Abnahme zu negativen Schlussfolgerungen führen k?nnte. Doch das Ausüben eines eher gew?hnlichen Verhaltens kann auf eine Reihe m?glicher Motive zurückgeführt werden, einschlie?lich positiver charakterlicher Schlussfolgerungen, Norminternalisierung oder der Absicht, Strafen zu vermeiden. Wenn man aufgefordert wird, Verhaltensweisen zu bewerten, die nur leicht ungew?hnlich oder gew?hnlich sind, ist der Beobachter m?glicherweise unsicher über die zugrundeliegenden Motive und zieht nicht sofort negative Schlussfolgerungen. Mit anderen Worten, soziale Normen k?nnten aufh?ren, diagnostische Informationen für die Bewertung von Verhaltensweisen zu liefern. Dies steht im Einklang mit unserer früheren Argumentation, dass Menschen bei der Bewertung von Verhaltensweisen auch auf andere Hinweise als auf die H?ufigkeit zurückgreifen k?nnen. Insbesondere im Bereich politischer Entschuldigungen wurden mehrere weitere Faktoren vorgeschlagen, die die F?higkeit von Entschuldigungen, Gruppenvergebung zu f?rdern, beeinflussen k?nnen, einschlie?lich, aber nicht beschr?nkt auf die Merkmale des Vergehens (z. B. Zeit seit dem Verbrechen und Schwere), die Merkmale der Entschuldigung (z. B. Zeit seit der Entschuldigung und Kosten) und den Inhalt der Entschuldigung (siehe Blatz & Philpot, 2010 für eine übersicht). Die nullen Ergebnisse in beiden Studien k?nnten daher als widerspiegeln, was wir gerade beschrieben haben: Den normativen Dilution-Effekt als einen kontextabh?ngigen Prozess. Politische Entschuldigungen sind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 zum Normalfall geworden, einer Zeit, in der liberale Werte und Menschenrechte zu zentralen Prinzipien der internationalen Beziehungen wurden (z. B. Buergenthal, 2006; Mearsheimer, 2019). In diesem Kontext das Fehlen einer Entschuldigung für ein historisches Verbrechen zu leisten k?nnte signalisieren, dass die angreifende Gruppe diese Werte nicht teilt, was die Vers?hnungsprozesse weiter behindern k?nnte. Daher erfüllt die Abgabe einer politischen Entschuldigung in einem Klima, in dem solche Entschuldigungen üblich sind, haupts?chlich die grundlegende Erwartung, dass die Gruppe die Bedeutung liberaler Werte anerkennt, und liefert keine zus?tzlichen Informationen über die positiven oder negativen Motive der Gruppe. Daher sollten wir keine Ver?nderungen in der Wirksamkeit politischer Entschuldigungen beobachten, wie es in diesen beiden Studien der Fall war. Zusammenfassend l?sst sich sagen, dass die Theorie des normativen Dilution-Effekts zwar plausible Hypothesen darüber bietet, wie die Wahrnehmung der Normativit?t die Effektivit?t kommunikativer Verhaltensweisen beeinflussen k?nnte, jedoch ist die empirische Evidenz nach wie vor begrenzt und gemischt. Wir schlagen vor, die Theorie des normativen Dilution-Effekts dadurch zu pr?zisieren, dass man sich auf die diagnostische Bedeutung sozialer Normen bei verschiedenen H?ufigkeitsgraden konzentriert. Zukünftige Forschungen sollten den Effekt in anderen Kontexten von Gruppenentschuldigungen untersuchen, wie politischen Entschuldigungen zwischen Gruppen mit gegenseitig schlechten Einstellungen, Entschuldigungen für Ereignisse, die in der kollektiven Erinnerung pr?sent sind, oder in v?llig anderen Bereichen wie sozialmedienbasiertem Solidarit?tsverhalten. Dies wird helfen zu bestimmen, ob und unter welchen Bedingungen der normative Dilution-Effekt auftri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