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情障碍在童年创伤与运动成瘾之间的中介作用

《Frontiers in Psychology》：The mediating role of alexithymia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hood trauma and exercise addiction

　　

： 背景：童年创伤是成瘾行为（包括运动成瘾）的一个风险因素。述情障碍（即识别和描述情感困难）与童年创伤和成瘾均有关联。本研究检验了述情障碍是否在童年创伤与运动成瘾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方法：在这项横断面研究中，301名定期锻炼（≥6小时/周）的成年人完成了《运动依赖量表-21》（Exercise Dependence Scale-21, EDS-21）、《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20》（Toronto Alexithymia Scale-20, TAS-20）和《不良童年经历问卷》（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Questionnaire, ACE-Q）。研究进行了组间比较（述情障碍组 vs. 非述情障碍组）、皮尔逊相关分析以及基于回归的中介分析。 结果：与无述情障碍的参与者（n=199）相比，有述情障碍的参与者（n=102）在EDS-21总分及所有分量表得分上均显著更高（所有p<0.001）。ACE-Q总分在两组间无显著差异，但与TAS-20总分及情感识别困难（Difficulty Identifying Feelings, DIF）维度呈正相关。EDS-21总分及各分量表得分与DIF呈正相关，而与外向性思维（Externally Oriented Thinking, EOT）的相关性普遍较弱且不显著。在中介模型中，ACE-Q总分与EDS-21总分显著相关（β=0.180, p=0.002），但当TAS-20总分作为中介变量加入模型后，此关联不再显著（β=0.090, p=0.133）。基于偏差校正的Bootstrap 95%置信区间，ACE-Q通过TAS-20对EDS-21产生的间接效应显著。 结论：在定期锻炼的成年人中，述情障碍在统计学上中介了童年创伤与运动成瘾严重程度之间的关联。这些发现表明，情绪处理缺陷可能是连接早期逆境与适应不良运动模式的一条路径。因此，评估运动成瘾时，可能需要同时考虑述情障碍特质和童年创伤史。

研究背景、问题与研究动机

规律运动是健康生活方式的关键组成部分，但过度运动可能导致身体损伤，并对工作、家庭和人际关系产生负面影响。运动成瘾（Exercise Addiction, EA）作为一种功能损害性的行为成瘾，其特征是过度运动、对运动习惯失去控制，并带来负面后果，与物质成瘾具有类似的六个核心成分：显著性、耐受性、情绪调节、戒断反应、冲突和复燃。研究表明，其总体患病率约为6.2%。童年创伤（Childhood Trauma, CT）是多种精神病理问题的风险因素，并与行为成瘾（如网络成瘾、强迫性行为等）有关联。述情障碍（Alexithymia）是一种以识别和处理情感困难、想象力受限以及具象、外向性思维为特征的心理结构，被认为可能与成瘾行为有关，因为高述情障碍的个体可能通过成瘾行为来调节情绪。现有证据表明，述情障碍与运动成瘾呈正相关，童年创伤与述情障碍及更广泛的精神病理学也持续相关。然而，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患病率、描述性关联或双变量关系，而缺乏对解释性路径的探索。因此，研究人员旨在检验在定期锻炼的成年人中，述情障碍是否在统计学上中介了童年创伤与运动成瘾严重程度之间的关联。这项研究发表在《Frontiers in Psychology》上。

主要关键技术方法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观察设计，样本为2025年12月至2026年1月在土耳其安卡拉招募的301名志愿者成年人，纳入标准为年龄18-65岁、定期前往公共或私人运动中心、且报告在过去至少6个月内每周锻炼≥6小时。排除标准包括自我报告有既往精神障碍、目前使用精神类药物、或有任何可能损害知情同意能力或影响现实检验能力的医学/神经学疾病。通过问卷收集数据，使用的关键量表包括：评估运动成瘾症状的《运动依赖量表-21》（EDS-21）、评估述情障碍的《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20》（TAS-20），以及评估童年创伤暴露的《不良童年经历问卷》（ACE-Q）。数据分析包括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或曼-惠特尼U检验进行组间比较，使用皮尔逊相关分析检验变量间关联，并使用回归分析和基于Bootstrap（5000次重抽样）的中介分析，检验以ACE-Q总分为自变量、EDS-21总分为因变量、TAS-20总分为中介变量的模型。统计分析在IBM SPSS 23.0和AMOS中完成。

研究结果

3.1 人口统计学和运动相关特征

研究总样本量为301人，其中102人（33.9%）符合述情障碍标准，199人（66.1%）不符合。两组在年龄、教育、性别、收入、婚姻状况、就业、居住安排等大多数人口统计学变量上无显著差异。吸烟状况是唯一存在组间差异的变量，无述情障碍组中吸烟者比例更高。在运动相关特征（运动类型、参与年限、个人/团队运动、业余/专业水平、健身房会员类型）上，两组均无显著差异。

3.2 基于述情障碍状态的临床测量比较

与无述情障碍的参与者相比，有述情障碍的参与者在EDS-21所有分量表（时间与运动偏好、失控、戒断效应、耐受性、持续性）及总分上得分均显著更高（所有p<0.001）。两组在ACE-Q总分上没有显著差异。如分组预期，有述情障碍的参与者在TAS-20所有分量表（情感识别困难[DIF]、情感描述困难[DDF]、外向性思维[EOT]）及总分上得分也显著更高。

3.3 运动依赖、述情障碍维度与童年创伤之间的相关性

EDS-21所有分量表及总分均与TAS-20的情感识别困难（DIF）维度呈显著正相关。与情感描述困难（DDF）也存在一系列显著正相关，但与外向性思维（EOT）的相关性普遍较弱且大多不显著，仅戒断效应与之有微弱但显著的相关。EDS-21总分与TAS-20总分呈显著正相关。童年创伤（ACE-Q总分）与DIF及TAS-20总分呈显著正相关，但与DDF和EOT的相关性不显著。

3.4 述情障碍在童年创伤与运动依赖关联中的作用

中介分析结果显示，在总效应模型中，ACE-Q总分对EDS-21总分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路径c：β=0.180, p=0.002）。ACE-Q总分对TAS-20总分也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路径a：β=0.265, p<0.001），TAS-20总分对EDS-21总分也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路径b：β=0.357, p<0.001）。当将TAS-20总分作为中介变量纳入模型后，ACE-Q总分对EDS-21总分的直接预测作用（路径c‘）不再显著（β=0.090, p=0.133）。基于偏差校正的Bootstrap置信区间，ACE-Q通过TAS-20对EDS-21的间接效应（a×b）显著（β=0.095, 95% CI 0.194–0.836）。这表明，述情障碍在童年创伤与运动依赖严重程度之间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

讨论与结论总结

讨论部分指出，本研究结果支持述情障碍是成瘾行为风险因素的理论观点，有述情障碍的个体运动成瘾严重程度更高，这可能是因为运动成为他们调节难以名状的痛苦的一种方式。相关分析进一步表明，与运动成瘾症状联系最紧密的是述情障碍的情感层面（识别和描述情感困难），而非认知层面（外向性思维）。尽管本研究未发现童年创伤暴露在组间存在显著差异，但童年创伤与情感识别困难（DIF）维度呈正相关，这与童年逆境会损害内部情绪线索获取的已有研究一致。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提供了述情障碍中介了童年创伤与运动成瘾关联的经验证据，这突显了述情障碍不仅是相关因素，更可能是解释早期逆境与适应不良行为之间关联的关键心理机制。这一路径与述情障碍在其他行为成瘾（如问题性网络使用、物质使用）中作为中介的发现相一致，表明源于早期创伤的情绪调节困难可能具有跨诊断范畴的影响力。研究也指出了若干局限性，包括横断面设计无法确定因果关系、自我报告数据的潜在偏倚、样本局限于土耳其某城市运动人群且男性居多、未控制抑郁/焦虑等共病症状或其他可能的混杂变量（如依恋风格、冲动性）。未来的研究应采用纵向设计，纳入更多样化和临床样本，并探索直接针对述情障碍的干预是否能降低运动成瘾的严重程度。尽管如此，本研究结果具有临床和理论意义。理论上，它支持述情障碍是连接早期逆境与后期适应不良行为的活性心理机制。临床上，它提示对表现为运动成瘾的个体，应筛查其述情障碍和童年创伤史，从而将运动成瘾重新概念化为一种管理根植于早期创伤的未分化情绪困扰的适应不良应对策略。治疗方法可考虑整合针对情绪处理缺陷的干预，如正念或辩证行为疗法（Dialectical Behavior Therapy, DBT），以增强情绪意识。

结论：本研究提示，述情障碍可能在童年创伤与运动成瘾的关联中是一个相关的心理因素。因此，对运动成瘾的评估和治疗策略，特别是在有童年创伤史的个体中，可能需要考虑情绪意识和情绪处理困难。需要进行纵向研究来澄清这些变量之间的时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