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的疾病认知与用药依从性的关联研究

《Acta Psychiatrica Scandinavica》:Perception of ADHD and Compliance in Relation to ADHD Medication

【字体: 时间:2026年05月20日 来源:Acta Psychiatrica Scandinavica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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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药物治疗已被证实对成人患者有效。既往大型登记研究显示随时间推移停药率较高,并聚焦于共病、性别及社会经济学地位等风险因素。本研究采用混合模型设计,旨在探讨丹麦成人ADHD患者自我报告的停药相关因素,重点关注患者对ADHD的疾病认

  
摘要: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药物治疗已被证实对成人患者有效。既往大型登记研究显示随时间推移停药率较高,并聚焦于共病、性别及社会经济学地位等风险因素。本研究采用混合模型设计,旨在探讨丹麦成人ADHD患者自我报告的停药相关因素,重点关注患者对ADHD的疾病认知及药物获益与不良反应感知,以识别患者持续或停用处方药物的动因,并分析其与性别的关联。研究纳入2017至2019年间首次取药的1050名丹麦成人,通过丹麦统计局发放问卷,将处方间隔≥12个月定义为停药。采用2(持续用药vs停药)×2(男性vs女性)双因素方差分析(two-way ANOVA)。结果显示,持续用药组更倾向于将ADHD视为生物学疾病,而停药组更多将其视为社会建构性疾病;持续用药组报告药物对生活积极影响更强,停药组负面感受更多。性别差异方面,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认为ADHD是社会建构性疾病,女性则在“为自己服药”“工作/学习功能改善”“社交能力提升”及“独处平静感”等维度评分更高。研究表明,将ADHD视为生物学或社会建构的认知模式是患者用药决策的核心因素,且性别差异显著,临床需重视个体化疾病认知评估并加强用药监测。

成人ADHD疾病认知与用药依从性的关联研究解读

研究背景与必要性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是一种被广泛认可的神经发育障碍,全球范围内其发病率呈上升趋势,药物治疗可有效改善核心症状及情绪失调、睡眠问题等共病表现。然而,大量登记研究显示成人ADHD患者长期停药率高,停药会导致症状复发与功能损害。既往研究多基于全国登记数据,缺乏对患者主观体验与停药动机的深入解析,且ADHD的疾病认知存在“生物学模型”与“社会建构模型”的争议,加之性别差异在用药行为与症状表现中的复杂性,使得理解患者用药决策机制成为优化治疗的关键缺口。为此,研究人员基于丹麦全国登记队列,开展混合方法研究,从患者视角揭示疾病认知与用药行为的关联。

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采用混合模型设计,基于2017–2019年间首次取用ADHD药物的16284名丹麦成人的全国登记队列,由丹麦统计局随机抽取4748人发放问卷,最终回收有效问卷1050份(应答率22.1%)。停药定义为处方间隔≥12个月,问卷条目源于6名患者的半结构化访谈,涵盖疾病认知、药物体验、社会支持等9个主题,所有条目采用5点连续量表评分。统计分析采用2(持续用药vs停药)×2(男性vs女性)双因素方差分析(two-way ANOVA),并补充药物更换次数的亚组分析,所有分析基于客观登记数据与自我报告数据的整合验证。

研究结果

持续用药与停药组的差异

持续用药组更倾向于将ADHD视为生物学疾病(M=3.91 vs 3.57,p<0.05)、不可控特质及导致日常实践困难的因素;药物体验上,该组报告药物有效性评分显著更高(M=4.25 vs 3.36,p<0.001),且获得处方医师关于药物作用与副作用的信息更充分。相反,停药组更偏好非药物治疗(M=3.53 vs 2.52,p<0.001),担忧长期副作用(M=2.92 vs 2.60,p<0.05),羞耻感更强(M=2.03 vs 1.82,p<0.05),且更多因身体副作用、负面情绪、药效不足及“不认为自己患ADHD”而停药。社会支持方面,持续用药组获得家人朋友的正向支持更多,停药组则面临更多负面态度。

性别差异

男性更倾向于将ADHD视为社会建构性疾病,女性则更多报告ADHD导致独处困难、不可控性及实践任务障碍。用药动机上,女性更高比例“为自己服药”“提升工作/学习能力”“改善社交”及“获得独处平静”;男性则更多“为家人服药”,且更常使用他人处方药物、按需服药及质疑ADHD诊断。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中男女停药率在统计学上无显著差异(χ2=0.02,p=0.9),与既往登记研究的性别差异结论不一致。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持续用药组对药物有效性的积极感知与既往研究一致,而停药组的副作用担忧、情绪负面影响及对疾病认知的怀疑是停药的核心驱动因素。社会支持与自我 stigma(病耻感)显著影响用药行为,女性因内化症状更易感知ADHD的不可控性,男性则更多表现为外化行为相关的用药中断。研究同时承认局限性:应答偏倚(低社会经济地位人群应答率低)、自我报告与客观登记数据的不一致、未纳入耐受性与非药物干预的影响,以及横断面设计无法推断因果。
结论部分强调:持续用药患者更倾向于将ADHD视为生物学疾病,停药者则更多持社会建构认知,这种认知差异是用药决策的核心。临床需重视个体化疾病认知评估,提供全面的药物信息与心理教育,并对男性(停药风险更高)与女性(症状更隐匿)实施差异化监测。未来需开展前瞻性研究,整合症状严重度、治疗情境与患者体验数据,以进一步优化ADHD成人治疗策略。本研究发表于《Acta Psychiatrica Scandinavica》,为理解成人ADHD用药行为的心理社会机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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