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体肝移植供者不合格性的分阶段分布:单中心基于流程的分析

《Journal of Liver Transplantation》:Stage-wise Distribution of Donor Ineligibility in Living Donor Liver Transplantation: A Process-Based Analysis from a Single Center

【字体: 时间:2026年05月20日 来源:Journal of Liver Transplantation CS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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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活体肝移植(Living Donor Liver Transplantation, LDLT)需要严格的供者筛选以保障安全,但供者不合格率居高不下仍是主要挑战。现有关于结构化评估路径中各阶段供者排除特征的证据有限。本研究旨在描述结构化评估路径中潜在活体肝

  
背景:活体肝移植(Living Donor Liver Transplantation, LDLT)需要严格的供者筛选以保障安全,但供者不合格率居高不下仍是主要挑战。现有关于结构化评估路径中各阶段供者排除特征的证据有限。本研究旨在描述结构化评估路径中潜在活体肝供者排除原因的分阶段分布情况。 方法:这项回顾性观察研究纳入2016年5月至2024年12月期间巴基斯坦一家公立移植中心接受评估的所有连续潜在活体肝供者。供者接受标准化三步评估流程。不合格因素被分为心理社会因素、临床因素、肝脏相关因素、伦理/法律因素和影像学因素。采用卡方检验和克莱姆V系数(Cramer’s V)评估因素分组与评估阶段的关联。 结果:在469名接受评估的供者中,292人(62.3%)不合格。排除发生在第一步161例(55.1%),第二步104例(35.7%),第三步27例(9.2%)。肝脏相关因素在第一步占主导(73.9%;Cramer’s V=0.689;p<0.001),而影像学因素是第二步排除的主要原因(77.9%;Cramer’s V=0.799;p<0.001)。心理社会和临床因素在第三步更为常见。 结论:在结构化评估路径中,LDLT供者不合格性呈现明显的分阶段模式。这些发现从流程层面揭示了排除原因在各评估阶段的分布特征。
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巴基斯坦等缺乏遗体器官捐献的国家,活体肝移植(LDLT)是终末期肝病患者的关键救治手段,其优势包括移植物质量更佳、可择期安排手术、降低等待名单相关发病率与死亡率,并为超出遗体分配标准的肝肿瘤患者提供可行选择。然而,该手术对健康供者存在8.7%至16%的并发症风险及0.2%的死亡率。为保障供者安全,全球移植中心普遍采用严格的多阶段供者评估体系,导致供者不合格率常超过50%,给需在亲属中寻找合适供者的家庭带来沉重负担,同时也因评估产生的额外经济压力及医患对供者是否合适的认知分歧,凸显出在保障安全前提下优化评估策略的必要性。Dow University of Health Sciences(DUHS)的肝移植与肝胆胰外科单元作为巴基斯坦最大城市的主要公立移植中心,服务人群社会经济背景多样,但其评估流程中各阶段排除原因的分布规律尚不明确。为此,研究人员开展此项回顾性观察研究,旨在明确结构化评估路径中供者不合格性的分阶段分布特征,为优化LDLT供者评估体系提供依据。该研究发表于《Journal of Liver Transplantation》。
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遵循加强流行病学观察性研究报告(STROBE)指南,回顾性纳入2016年5月至2024年12月于DUHS肝移植与肝胆胰外科单元接受评估的469名连续潜在活体肝供者。供者年龄限定为18至50岁,ABO血型相同或相容,且为经文件证实的家庭亲属。排除标准为医疗记录不完整者。供者评估采用标准化三步流程:第一步为初步评估与咨询,含病史采集、体格检查、人口学与人体测量学指标评估、基础实验室检查及腹部超声等;第二步为放射学评估,含胸腹增强计算机断层扫描(CT)及磁共振胰胆管造影(MRCP);第三步为进阶检测与专科会诊,含扩展生化、感染筛查、免疫学、血栓筛查及心、肺、肾等多专科评估。不合格因素被归类为心理社会因素、临床因素、肝脏相关因素、伦理/法律因素及影像学因素。统计分析采用SPSS 27.0软件,通过卡方检验与Cramer’s V量化因素组与评估阶段的关联,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研究结果
基线特征
469名供者平均年龄为27.53±7.61岁,男性占65.7%,一级亲属供者占57.4%,二级亲属占33.3%,婚姻亲属占9.4%。总体供者不合格率为62.3%(292/469),其中55.1%在第一步被排除,35.6%在第二步被排除,9.2%在第三步被排除。
因素与阶段的关联
肝脏相关因素在第一步占绝对主导(73.9%),与第一步排除呈强关联(Cramer’s V=0.689,p<0.001);影像学因素为第二步排除的首要原因(77.9%),与该阶段呈极强关联(Cramer’s V=0.799,p<0.001);心理社会因素与临床因素则更多出现在第三步,占比分别为55.6%与33.3%,关联强度分别为中等(Cramer’s V=0.420,p<0.001)与弱(Cramer’s V=0.242,p<0.001);伦理/法律因素在各阶段分布无显著差异(p=0.221)。
亚组分析
第一步排除的肝脏相关因素中,脂肪肝疾病占54.0%,病毒性肝炎占14.9%;第二步排除的影像学因素中,未来肝脏残余量(Future Liver Remnant, FLR)<30%占43.3%,移植物受体重量比(Graft-to-Recipient Weight Ratio, GRWR)<0.6%占19.2%;心理社会因素中的供者犹豫(donor ambivalence)呈渐进性特征,在第三步占比达33.3%;异常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30或<17 kg/m2)全部在第一步被识别,慢性疾病则在第三步最为多见。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62.3%的不合格率与全球数据一致,反映了严格的安全导向评估体系,而非程序缺陷。第一步肝脏相关因素的高占比与巴基斯坦非酒精性脂肪肝病(NAFLD)的高流行率相关,凸显早期肝脏筛查可减少不必要的后续检查。第二步影像学因素的集中体现了CT体积与解剖评估的核心作用,此类非可修饰因素在基础筛查后通过影像学检查确认,可避免供者过早暴露于辐射与造影剂。心理社会因素在第三步的高发现象支持全程心理评估的重要性,部分脆弱性仅在全面评估后才显现。临床因素的分布符合代谢与心血管合并症增加肝切除围手术期风险的证据。伦理/法律因素的无阶段依赖性提示关系核验需贯穿全程。
结论部分表明,在结构化评估路径中,LDLT供者不合格性呈现明确的分阶段分布模式。这些发现从流程层面阐释了排除原因在各评估阶段的分布规律,可为未来旨在优化供者评估策略且不损害供者安全的LDLT项目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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