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中国高度城市化城市中威胁性与非威胁性野生动物生物恐惧的多学科起源

《People and Nature》：Examining the multi-disciplinary origins of biophobia towards threatening and non-threatening wildlife in a highly urbanised city in China

　　

研究人员针对高度城市化地区居民对威胁性与非威胁性野生动物的恐惧机制展开研究。城市化减少了人与野生生物的接触机会，削弱了人与自然环境的情感联结，并导致物种认知与熟悉度下降，但现代城市居民对两类动物的恐惧均呈上升趋势的机制尚不明确。研究人员在中国香港调查1430名成年人，采用结构方程建模（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分析自然联结感、厌恶敏感性与野生动物经验对生物恐惧的预测作用。结果显示，行为层面的自然联结感——即实际参与自然活动的频率——是缓解生物恐惧最强的保护因子；心理层面的自然联结仅能缓冲对威胁性动物（蛇、蜘蛛）的恐惧，凸显实体自然接触在减轻多种小型动物恐惧中的关键作用。厌恶通路呈现分化特征：动物提醒型厌恶（animal reminder disgust）预测对威胁性动物的恐惧，而血液—注射—受伤恐惧（blood–injection–injury fear, BII）是非威胁性动物（鼠、蝙蝠、蠕虫等）恐惧的最强预测因子。即使在控制厌恶、自然联结及性别变量后，对威胁性动物（尤其是蜘蛛）的恐惧仍会泛化至非威胁性动物，揭示了一种此前未被充分探讨的生物恐惧泛化过程。与“生物恐惧恶性循环”（vicious cycle of biophobia）模型预期相反，社会文化路径（包括父母恐惧与个人动物接触经验）未能显著解释这种恐惧泛化现象，表明社会知识传递不足以在两类动物间引发恐惧反应的泛化。研究结果表明，厌恶与自然接触对生物恐惧具有相反影响：厌恶加剧恐惧，而直接自然接触可缓解恐惧。相较于传统信息导向干预，强化直接接触自然的措施更能有效降低厌恶感并培育行为层面的自然联结，这对减少公众恐惧、促进人与野生动物共存、消除保育障碍并惠及更广泛的本地物种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背景与意义

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居民与野生生物的共享空间持续缩减，导致“体验灭绝”（extinction of experience）现象日益突出。这一现象削弱了人与自然的情感联结，并造成物种认知与熟悉度的双重流失。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城市居民对威胁性（如蛇、蜘蛛）与非威胁性（如鼠、蝙蝠、蠕虫）动物的恐惧均呈显著上升趋势，但其背后的形成机制尚未得到系统性阐释。现有理论多聚焦于单一动物类群的恐惧演化，缺乏对两类恐惧跨物种泛化过程的探讨，亦未明确自然联结感（nature connectedness）与厌恶敏感性（disgust sensitivity）在其中的交互作用。该研究发表于《People and Nature》，以中国香港这一典型高度城市化区域为案例，旨在填补上述研究空白，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与人类—野生动物冲突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于2022年8月至9月通过Qualtrics平台，采用便利抽样与滚雪球抽样相结合的方式，在香港18岁及以上常住居民中开展横断面调查，最终获得有效样本1430份。研究工具包括：用于测量自然联结感的《自然关联量表》（Nature Relatedness Scale, NR-21）、用于评估厌恶敏感性的《厌恶量表修订版》（Disgust Scale-Revised, DS-R）、用于量化对蛇、蜘蛛及小型动物恐惧的专项问卷（《蛇恐惧问卷》Snake Questionnaire, SNAQ；《蜘蛛恐惧问卷》Spider Questionnaire, SPQ；《恐惧调查表III》Fear Survey Schedule III, FSS-III）。数据分析采用冗余分析（Redundancy Analysis, RDA）筛选核心解释变量，通过结构方程建模验证变量间因果关系，并运用Hayes PROCESS宏程序检验恐惧泛化的中介与调节效应。

研究结果

3.1 冗余分析

RDA结果显示，自然联结感、厌恶敏感性及性别变量共同解释了34.1%的生物恐惧变异。其中，行为层面的自然联结感与两类恐惧均呈显著负相关；动物提醒型厌恶与污染厌恶主要关联威胁性动物恐惧，血液—注射—受伤恐惧（BII）与核心厌恶则主导非威胁性动物恐惧。

3.2 结构方程建模

SEM分析表明，行为自然联结感是降低生物恐惧的最强保护因子（对小型动物恐惧的标准化路径系数β=-0.363，对蛇恐惧β=-0.185，对蜘蛛恐惧β=-0.241），其效应强度显著高于心理层面的自我认同型自然联结感。厌恶维度中，BII恐惧对非威胁性动物恐惧的预测力最强（β=0.498），动物提醒型厌恶则对威胁性动物恐惧贡献最大（蛇恐惧β=0.249，蜘蛛恐惧β=0.224）。女性在所有动物恐惧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男性。

3.3 中介与有调节的中介分析

对威胁性动物的恐惧可显著预测对非威胁性动物的恐惧，其中蜘蛛恐惧的解释力（36.2%）高于蛇恐惧（2.5%）。社会文化路径（父母恐惧、个人动物接触史、教育水平等）的调节效应均未达到中等效应量标准（f²<0.01），不支持“生物恐惧恶性循环”模型中社会学习驱动恐惧泛化的假设。

讨论与结论

研究证实，行为层面的自然联结感通过增加直接自然接触机会，可有效降低对各类动物的恐惧反应，而单纯的心理认同干预效果有限。厌恶敏感性的差异化作用揭示了恐惧形成的进化与疾病规避双路径：威胁性动物激活与死亡提醒相关的动物提醒型厌恶，非威胁性动物则更多触发与身体伤害相关的BII恐惧。研究首次在香港城市人群中发现威胁性动物恐惧向非威胁性动物的泛化现象，且该过程独立于社会学习路径。这一发现挑战了传统生物恐惧形成理论，强调实体自然体验在阻断恐惧泛化中的核心作用。研究人员建议，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应超越传统宣教模式，通过设计可及的自然接触空间提升居民行为层面的自然联结感，从而系统性降低生物恐惧、促进人—野生动物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