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语境的持久力量：战前接触机会放大战后接触的效果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The enduring power of social context: Pre-war contact opportunity amplifies the effects of post-war contact

　　

群际接触（Intergroup Contact）是改善冲突环境中敌对群体之间关系最成熟的方法之一，然而，其效果是否受社会语境塑造却鲜为人知。本文中，研究人员考察了战前与敌对群体的接触机会是否塑造了战后群际接触与愿意与敌对群体交往（Contact Willingness）之间的关系，该关系在两个战后时间点进行了测量。研究人员客观地操作化了战前接触机会，使用了战前人口普查数据中敌对群体占比的数据。研究人员分析了在战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Bosnia and Herzegovina）进行的两项研究的数据。研究1（Study 1）在战争爆发约10年后进行（N = 1967），证明战后群际接触与接触意愿之间的关联在战前生活在具有较高接触机会的市镇中的个体间更强。研究2（Study 2）在战争后超过30年进行，未提供相同调节模式的证据（N = 330），但补充分析表明接触机会存在持续显著但减弱的效应。这些发现突出了前冲突社会语境的相关性以及时间动态对于理解战后社会中群际接触效应的意义。

论文解读：社会语境的持久力量——战前接触机会对战后群际接触效果的放大效应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群际接触（Intergroup Contact）被认为是改善冲突背景下敌对群体之间关系的最重要策略之一，能够增加接触意愿（Contact Willingness）甚至在受冲突影响的环境中发挥作用。然而，现有的群际接触效应比“单纯接触体验即可立即改善群际关系”的假设更为微妙，特别是在冲突背景下。离散的接触体验即使积极，也难以推广到整个外群体以产生有益效果，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适得其反。现有研究表明，先前的接触体验是决定当前接触效果的重要调节变量：一方面，先前的积极接触体验可能减少慢性的群际焦虑，从而缓冲群际互动期间的焦虑并鼓励未来的接触意愿；另一方面，先前的接触可能增加群际互动期间的类别显著性，进而促进从个体接触伙伴到更广泛外群体的泛化。在多民族冲突背景下，许多种族间冲突之前都有种族多样性的历史，战后社会确实可能具有大量的先前沿种族接触机会。这意味着，尽管冲突通常阻碍与敌对群体互动的意愿，但战后环境可能蕴藏着未开发的潜力——特别是在战前与外群体成员有过积极接触的个体中。然而，以往研究很少考察战前接触机会（生活在具有高水平种族间接触机会的地区）对当前群际关系的影响，特别是这种过去的环境条件如何塑造群际冲突背景下当前群际接触的效果。此外，以往关于战前接触体验调节作用的实证研究有限且结果不一，且多依赖回顾性自我报告，存在回忆偏差。因此，研究人员开展此项研究，旨在使用客观的普查数据操作化战前接触机会，考察其在战后不同时间点对群际接触与接触意愿关系的调节作用，以理解前冲突社会语境的相关性及时间动态的影响。本研究发表在《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主要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开展了两项研究，均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Bosnia and Herzegovina）进行：研究1使用2003-2004年东南欧社会调查计划（Southeast European Social Survey Programme）中波黑的样本（最终N=1967，来自105个市镇），战前接触机会采用1991年南斯拉夫人口普查中敌对群体占比的客观数据，个体层面测量群际友谊（是/否）和接触意愿（改编的Bogardus社会距离量表），并控制个体层面（年龄、性别、族群、战争经历）和语境层面（定居点类型、敌对群体占比变化、战前市镇教育程度）协变量；研究2为预注册研究，使用2022年左右收集的代表性样本控制组数据（最终N=330，来自59个市镇，受访者年龄≥44岁且出生地与当前市镇一致），战后接触测量为与敌对群体积极接触的频率（7点Likert量表），接触意愿测量为愿意与敌对群体作为邻居、密友和家庭成员的均值（7点Likert量表），战前接触机会同样采用1991年普查数据，控制变量同研究1。两项研究均使用贝叶斯多层模型（Bayesian Multilevel Models），通过brms包估计，将群际接触分解为市镇内（个体层面）和市镇间（语境层面）成分，考察其与战前接触机会的交互作用，并采用MCMC收敛诊断确保推断可靠性。

研究结果

研究1（Study 1）

研究1在战争爆发约10年后进行，样本为1967名来自波黑105个市镇的波斯尼亚克族（Bosniaks）和塞尔维亚族（Serbs）受访者。描述性统计显示，与敌对群体的接触意愿均值为2.10（SD=0.66，3点量表），群际友谊与接触意愿强正相关（r=.44, p<.01），战前接触机会与接触意愿无显著相关（r=-.01）。贝叶斯多层模型结果显示：个体层面（市镇内）的群际友谊与接触意愿正相关（B=0.38, 95% CI [0.31, 0.45]），市镇间（市镇层面）的平均群际友谊也与接触意愿正相关（B=1.11, 95% CI [0.77, 1.45]）；战前接触机会本身与接触意愿无直接关联（B=0.01, 95% CI [-0.10, 0.13]），但其与市镇内群际友谊的交互作用显著为正（B=0.09, 95% CI [0.03, 0.15]），表明市镇内群际友谊与接触意愿的关联在战前接触机会更高的市镇中更强；而市镇间群际友谊与战前接触机会的交互作用不显著（B=0.05, 95% CI [-0.14, 0.23]）。该调节效应为跨层效应，比较同一市镇内有群际朋友和无群际朋友的个体，接触意愿的差异在战前接触机会更高的市镇更大，且在控制所有协变量后仍稳健。

研究2（Study 2）

研究2在战争后超过30年进行，最终样本为330名来自59个市镇的受访者（年龄≥44岁，出生地与当前市镇一致）。描述性统计显示，接触意愿均值为4.75（SD=1.73，7点量表），积极群际接触与接触意愿强正相关（r=.46, p<.001），战前接触机会与接触意愿无显著相关（r=.06）。贝叶斯多层模型（连续结果）结果显示：市镇内和市镇间的积极群际接触均与接触意愿正相关（市镇内：B=0.47, 95% CI [0.30, 0.61]；市镇间：B=0.54, 95% CI [0.26, 0.82]），但战前接触机会与市镇内或市镇间接触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市镇内：B=-0.00, 95% CI [-0.17, 0.16]；市镇间：B=0.06, 95% CI [-0.18, 0.30]），未支持与研究1相同的个体层面调节模式。预注册的二分结果模型显示，仅在市镇间层面有微弱的调节证据（OR=1.95, 95% CI [1.04, 3.95]），但不稳健。补充分析扩大样本后，仍未发现个体层面的调节效应，仅市镇间层面有不一致的指示，表明30年后战前接触机会的个体层面调节效应已衰减，可能存在市镇间的语境层面效应。

讨论与结论总结

两项研究在波黑战后背景下发现，研究1中战前接触机会调节战后群际接触与接触意愿的关系，而该研究2中该个体层面调节效应不再显著。研究1中，战前接触机会显著放大了战后群际接触与接触意愿的关联，该效应为个体层面（市镇内）的跨层调节；研究2中，战后30年，该个体层面调节未观察到，仅二分结果中有不稳健的市镇间层面调节指示，表明战前社会语境（操作化为接触机会）对战后接触效果的塑造主要在战后恢复的早期阶段。研究人员用接触阈值模型（Contact Threshold Model）和习惯断裂模型（Habit-Rupture Model）解释该模式：战前高接触机会的个体可能积累了足够的接触达到阈值，战争中断后，早期战后只需较少重新接触即可恢复益处，使当前接触效果更强；而长期战后，低战前机会的个体也积累了足够战后接触达到阈值，减少了个体差异。习惯断裂模型认为，战前高机会环境的接触习惯在战后机会重现时更易恢复，长期后广泛形成的新习惯减少了个体差异。该结果与Voci等人（2017）的早期战后波黑研究结果一致，与Kende等人（2022）的塞浦路斯研究结果差异可能源于语境 renewal 类型（波黑更接近ABA结构，塞浦路斯可能为ABC）。研究还发现，研究2中市镇间层面的调节指示可能反映历史高互动市镇的共存规范重建，使语境接触更具后果，但需进一步研究验证。研究表明，战前有更多日常积极群际体验的个体在战后接触倡议中可能需较少密集干预，尤其在重现战前社会环境特征的语境中。研究使用客观战前接触机会指标减少了回忆偏差，结果为相关性质，未来需更多因果证据，可随机化当前接触干预并检查战前体验的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