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腹饥饿素作为肥胖与抑郁症状之间的中介因素：一项预注册研究

《npj Mental Health Research》：Fasting ghrelin as mediator between obesity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 pre-registered study

　　

研究人员在一项预注册的人群队列研究中探讨了空腹饥饿素（fasting ghrelin）在肥胖与抑郁症状关联中的作用。该研究基于LIFE-Adult队列（n=6037，年龄18–82岁），采用流行病学调查问卷评估抑郁症状（CES-D与IDS-SR）、人体测量学指标计算体质指数（BMI）、放射免疫法测定空腹血清饥饿素水平（n=1089），并利用3?T磁共振成像（MRI）测量海马体积（n=1080）。统计分析预先在研究开放平台注册（https://osf.io/y7sbx）。结果显示，较高的BMI显著预测更频繁的抑郁症状（β=2.033，p<0.001）以及较低的空腹血清饥饿素水平（β=-0.622，p<0.001）。然而，在肥胖参与者（n=263）中，空腹饥饿素水平与抑郁症状无显著相关性（β=0.123，p=0.918）。探索性分析发现，饥饿素与进食相关的抑郁症状存在关联，且BMI与抑郁症状的关联在女性中较男性更为显著。综上，在该大型特征明确样本中，空腹饥饿素并未与肥胖个体的总体抑郁症状严重程度显著相关。未来研究可采用更特异性的饥饿素检测方法并在临床样本中验证该关系。

研究背景方面，全球肥胖患病率持续上升，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2022年全球约八分之一的人口患有肥胖。肥胖不仅是多种躯体疾病的风险因素，还与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密切相关。已有证据表明，肥胖与循环饥饿素水平下降有关，而动物实验提示饥饿素可能具有抗抑郁作用，但在人类研究中的结果并不一致。由于既往研究多未针对肥胖人群进行深入分析，且缺乏纵向与机制层面的证据，因此有必要在大规模人群队列中系统探讨肥胖、饥饿素与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由德国莱比锡大学的研究人员依托LIFE-Adult队列开展，是一项预注册的观察性研究，旨在检验四个假设：较高BMI与更频繁抑郁症状相关（H1）、较高BMI与较低空腹饥饿素水平相关（H2）、较低空腹饥饿素水平与肥胖者更频繁抑郁症状相关（H3）、空腹饥饿素介导BMI与抑郁症状之间的关联（H4）。研究人员排除了急性重症患者及服用精神类药物者，以确保结果的独立性。

关键技术方法方面，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样本来源于LIFE-Adult队列，基线数据包含问卷评估、体格测量、空腹血液采样及MRI扫描。抑郁症状通过CES-D与IDS-SR量表量化；BMI由身高体重测量计算；饥饿素水平采用放射免疫法检测总饥饿素；海马体积由3?T MRI采集图像并通过FreeSurfer软件自动分割获得。统计分析使用分层线性回归模型，控制年龄、性别、吸烟、饮酒、体力活动、睡眠、季节、糖尿病及甲状腺功能等混杂变量，并对连续变量进行对数或反双曲正弦变换以满足模型假设。

研究结果方面，首先，在H1分析中，较高的BMI与更高的CES-D总分显著相关，且这种关联主要由女性驱动，提示性别在肥胖与抑郁关系中的修饰作用。其次，在H2分析中，较高BMI与较低空腹饥饿素水平显著相关，证实肥胖伴随饥饿素分泌下降的现象。第三，在H3分析中，肥胖人群的空腹饥饿素水平与抑郁症状总分无显著关联，贝叶斯因子为0.56，提示支持零假设的证据。探索性分析显示，较高饥饿素水平与食欲下降及近两周内体重减轻较少显著相关，但未发现与睡眠障碍、精神运动症状等其他抑郁亚维度的显著联系。第四，在海马体积的探索性分析中，空腹饥饿素水平与左、右侧海马体积均无显著关联，且未发现性别差异。

讨论部分指出，尽管BMI与抑郁症状及饥饿素水平的关系在本研究中得到验证，但饥饿素并未成为肥胖与抑郁之间的中介因素，这可能与仅检测总饥饿素而未区分酰基化与非酰基化形式、样本以社区人群为主且临床抑郁比例较低、横断面设计限制因果推断等因素有关。研究强调了肥胖相关抑郁的多因素性质，除代谢途径外，社会心理因素亦可能发挥重要作用。此外，研究提示未来应在临床样本中结合餐前餐后饥饿素动态变化及胰岛素、瘦素等激素的交互作用进行分析，并考虑性别与雌激素水平的潜在影响。

结论部分总结为：在本研究人群中，较高的BMI与更频繁的抑郁症状和较低的空腹饥饿素水平相关，但在肥胖个体中，空腹饥饿素水平与总体抑郁症状严重程度无显著关联。研究强调了关注肥胖女性心理健康的必要性，并呼吁在未来研究中采用更精细的饥饿素亚型检测与纵向设计，以深入解析肥胖与抑郁的复杂交互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