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Substance Use and Addiction Treatment》:Characterization of patients declining to participate in opioid overdose prevention clinical research in an emergency department 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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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急诊科(ED)是启动非致死性阿片类药物过量(NFOO)后护理的重要场所。虽然基于急诊科的干预措施,包括同伴主导的康复支持和阿片类药物使用障碍(OUD)药物治疗(MOUD)的启动,是减少随后过量死亡的有效方法,但针对急诊科过量预防或治疗衔接干预的随机试验表
目的:急诊科(ED)是启动非致死性阿片类药物过量(NFOO)后护理的重要场所。虽然基于急诊科的干预措施,包括同伴主导的康复支持和阿片类药物使用障碍(OUD)药物治疗(MOUD)的启动,是减少随后过量死亡的有效方法,但针对急诊科过量预防或治疗衔接干预的随机试验表明,有相当比例的患者拒绝参与。当前的二次分析旨在描述拒绝参与此类研究之一的个体特征。方法:数据来源于“同伴干预将过量幸存者链接至治疗”(PILOT)试验,这是一项在美国三个急诊科开展的多中心研究,将参与者随机分配至为期 6 个月的同伴主导过量预防干预组或急诊科常规治疗组。研究人员将入组 PILOT 试验者(n = 150)的人口统计学和临床特征与那些拒绝参与但完成了筛选退出调查(ScrES)者(n = 46)进行了比较。结果:在拒绝参与研究的人群中,76% 在本次导致其进入急诊科的过量事件之前曾经历过一次先前的过量(其中 58.7% 发生在过去 72 小时内),56.5% 目前未接受药物使用治疗,而在这些未接受治疗者中,65.4% 表达了治疗意愿。拒绝参与研究的几率随年龄增长每年降低 6%(比值比 [OR] = 0.94, 95% 置信区间 [CI]: 0.9, 0.99);有任何大学经历者拒绝参与的几率是未获得高中文凭者的 3 倍(OR = 3.4, 95% CI: 1.2, 10.1)。无健康保险者拒绝参与的几率是有保险者的近 3 倍(OR = 2.9, 95% CI: 1.2, 7.0)。常被引用的拒绝原因包括希望离开急诊科或感觉不适(39.1%)、对研究缺乏兴趣(30.4%)以及认为干预无效(17.4%)。结论:本分析结果描述了拒绝参与同伴主导过量预防研究的急诊科患者特征,旨在加强未来的招募策略并纳入更具代表性的样本以减少随后的过量事件。未来的工作需要确定如何在关键接触点更好地让优先人群参与,同时确保干预措施具有灵活性、以患者为中心,并可能提供远程访问途径。
阿片类药物过量危机持续构成严峻的公共卫生挑战,急诊科(ED)作为非致死性阿片类药物过量(NFOO)患者就医的首要场所,是降低该高危人群后续死亡率的关键干预窗口。然而,尽管基于急诊科的成瘾护理研究迅速增长,对于拒绝参与此类研究的患者群体特征及其背后的原因知之甚少。这一知识盲区限制了研究结果的普遍性和现实意义,因为这部分人群往往面临着急性戒断、住房不稳定或精神健康危机,传统的试验设计可能构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为了填补这一空白,提升对未来高危人群的招募效率并确保干预措施的针对性,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二次分析研究,相关成果发表于《Journal of Substance Use and Addiction Treatment》。该研究旨在通过对比分析,明确在急诊环境下拒绝参与阿片类药物过量预防研究的个体特征,识别错失的研究参与机会,从而优化未来的招募策略,使样本更具代表性,最终达到减少后续过量死亡的目标。
研究人员利用了“同伴干预将过量幸存者链接至治疗”(PILOT)试验的数据,这是一项由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NIDA)临床试验网络支持的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研究样本来源于美国三个不同地点的急诊科(南卡罗来纳州格林维尔、俄亥俄州扬斯敦和华盛顿州埃弗里特),时间跨度为 2021 年 12 月至 2024 年 2 月。研究主要比较了两组人群:一是成功入组并随机分配至 6 个月同伴主导干预组或常规治疗组的参与者(n=150);二是经初步筛选看似符合资格但拒绝参与并完成筛选退出调查(ScrES)的个体(n=46)。研究方法侧重于收集人口统计学、社会经济特征、药物使用史及拒绝原因等数据,并采用逻辑回归模型调整多种协变量,以识别与拒绝参与显著相关的预测因子。
研究结果揭示了拒绝参与群体的显著特征及原因。首先,在样本构成方面,共有 365 名被接触的个体中,150 人入组,46 人符合资格但拒绝。其次,在社会经济与人口学特征比较上,拒绝组的健康保险覆盖率显著低于入组组(56.5% vs 77.3%),且更倾向于使用非公共交通(如步行、急救车)就医。虽然种族差异未达统计学显著性,但非西班牙裔黑人在拒绝组中的比例略高。此外,拒绝组的年龄中位数略低,且拥有大学教育经历者在拒绝组中的比例较高。再者,临床特征显示,拒绝组中 76.1% 有过往过量史,58.7% 在最近 72 小时内有过过量经历,60.9% 涉及芬太尼,且超过半数未接受药物治疗,其中大部分人有治疗意愿。最后,逻辑回归分析确定了几个关键预测因子:年龄每增加一岁,拒绝几率降低 6%;拥有大学经历者拒绝几率是无高中文凭者的 3.4 倍;无保险者拒绝几率是有保险者的 2.9 倍;依赖私人或其他交通方式者拒绝几率是使用公共交通者的 3.06 倍;居住地距离医疗机构越远,拒绝几率反而越低。拒绝的主要原因包括希望离开或身体不适(39.1%)、对研究无兴趣(30.4%)以及认为干预无效(17.4%)。
讨论与结论部分指出,拒绝参与的决策主要关联于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经济画像:一是面临社会经济不稳定和结构性障碍的群体(年轻、无保险、居住靠近市区、交通方式受限);二是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群体(高学历、有保险)。对于前者,结构性障碍如交通不便、缺乏保险及对即时稳定性的需求是主要阻碍;对于后者,时间成本、对外部资源的可及性以及对研究回报率的考量可能是主因。研究强调,拒绝参与往往并非出于冷漠,而是受限于结构性障碍、经济困难及繁琐的随访方案。因此,未来的研究设计应采取更灵活、低门槛的参与策略,如提供远程知情同意、灵活安排随访、提供交通支持及针对性的经济补偿,并重视从拒绝者那里收集反馈。研究结论表明,急诊科后的时期是干预的关键窗口,理解并解决导致高危人群拒绝研究的障碍,不仅能提高研究招募率,更是将这些急需帮助的个体链接至治疗和减害资源的重要途径。通过以患者为中心的灵活策略,可以有效减少因结构性问题导致的研究参与差距,从而更好地应对阿片类药物过量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