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Endangering Just Sustainabilities: An IPD Meta-Analysis on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Youth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in 65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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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考察全球青少年环境态度的社会经济不平等状况。研究人员利用一项涵盖65个国家近70万名个体的新型国际调查数据，结合两阶段个体参与者数据（IPD）元分析与机器学习（Meta-CART）方法，检验环境态度不平等的跨国差异及其与国家宏观结构维度——发展能力、分配
本研究考察全球青少年环境态度的社会经济不平等状况。研究人员利用一项涵盖65个国家近70万名个体的新型国际调查数据，结合两阶段个体参与者数据（IPD）元分析与机器学习（Meta-CART）方法，检验环境态度不平等的跨国差异及其与国家宏观结构维度——发展能力、分配公平性和制度开放性——的关联。研究发现，无论小学还是初中阶段，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SES）始终与更强的环境保护态度显著相关，但该关系的强度在各国间存在显著差异。研究揭示了一种结构性悖论：新闻自由与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存在交互作用，共同调节SES差异——SES差距最大的国家同时具备高制度开放性与高富裕度。与预期相反，GDP与学术自由并未产生一致的线性效应。结果表明，国家条件塑造了环境态度的社会分布模式，而作为知识赋能的制度条件反而强化了优势阶层青少年的环境参与，这对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公平性目标构成了挑战。
研究背景与意义
青少年环境态度是衡量未来气候行动潜力的重要心理指标，但其形成过程深受家庭背景与社会结构的制约。既有研究长期在“富裕假说”与“环境退化假说”之间争论：前者认为物质充裕使个体优先关注生态保护，后者则认为环境危害的直接暴露驱动关切。然而，两类理论均难以解释跨国层面的异质性，且往往忽视制度条件如何调节个体优势向环境态度的转化。更为关键的是，现有证据多基于成人样本，缺乏对青少年群体的大规模跨国比较，亦未厘清学校能否有效缩小这一态度鸿沟。针对上述空白，研究人员依托2023年国际数学与科学趋势研究（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TIMSS）数据，开展了一项覆盖65国近70万名学生的大规模实证分析，旨在揭示社会经济地位（SES）与环境保护态度之间的关联机制，并检验国家宏观结构对这一关联的调节作用。该研究发表于《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其发现对反思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公平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与政策启示。
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两阶段个体参与者数据（IPD）元分析作为核心框架。第一阶段利用TIMSS 2023的四年级（约9-10岁）与八年级（约13-14岁）学生问卷数据，分别以家中藏书量（<100册 vs ≥100册）作为SES代理变量，以学生重视环境保护量表得分作为因变量，在各国内部拟合加权线性回归模型以获取国家层面的效应量。第二阶段通过随机效应与混合效应元回归模型，检验人类发展指数（HDI）、GDP、基尼系数（GINI）、世界新闻自由指数（WPFI）及学术自由指数（AFI）的线性与非线性调节效应。为进一步捕捉高阶交互作用，研究人员引入Meta-CART（分类与回归树）机器学习算法，对国家层面宏观变量进行递归分区，识别影响SES-态度关联的临界值与组合模式。所有分析均考虑了TIMSS的复杂抽样设计，并通过限制性最大似然估计（REML）与交叉验证确保结果稳健。
研究结果
H1：SES正向预测环境态度
两阶段IPD元分析显示，四年级学生SES每提升一个等级，环境保护态度平均提高0.08个标准差（95% CI [0.07, 0.10]）；八年级学生平均提高0.07个标准差（95% CI [0.06, 0.09]）。该结果支持富裕假说，证实较高SES背景的学生普遍持有更强的自然保护价值观。
H2：SES效应在小学强于初中
混合效应模型检验表明，四年级与八年级的SES效应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β = -0.0104, p = 0.3493）。假设被拒绝，意味着学校教育并未随年级升高而显著削弱家庭背景对环境态度的影响。
H3：非线性调节效应优于线性模型
在元回归中加入GDP、HDI等变量的二次项后，模型拟合优度显著提升（AIC从-314.69降至-328.72，似然比检验p = 0.016），证实宏观因素的调节效应存在阈值特征。
H4：SES-态度关联存在显著跨国异质性
随机效应模型显示，四年级与八年级的国家间效应量异质性分别达到I2= 92.93%与I2= 90.66%，且Q检验均显著（p < 0.0001）。这验证了国家情境对该关联的重要塑造作用。
H5：GDP的线性调节效应不显著
元回归结果显示，GDP对SES-态度关联既无显著线性调节，也无显著非线性调节，假设被拒绝。
H6：HDI呈线性正向调节
HDI对SES-态度关联具有显著的线性增强作用（β = 0.205, p = 0.044），但在非线性模型中不显著，表明人类发展水平越高，SES差距在环境态度上表现得越明显。
H7：收入不平等呈线性负向调节
基尼系数与SES-态度关联呈边际显著的负相关（β = -0.0011, p = 0.073），即在收入更不平等的国家，SES对态度的预测力略有减弱。
H8：新闻自由呈非线性调节
新闻自由未表现出显著线性效应，但其二次项显著（β = 0.0138, p = 0.012），表明在新闻自由极高或极低的国家，SES与环境态度的关联更强。
H9：学术自由的调节效应不显著
无论是线性还是非线性模型，学术自由均未对SES-态度关联产生显著影响，假设被拒绝。
H10：宏观变量交互作用显著
Meta-CART分析识别出新闻自由与GDP的交互分层。新闻自由低于61.69分的国家，SES效应较弱（β = 0.040）；而在新闻自由较高的国家中，GDP进一步分层：GDP ≤ 36,551.42美元的国家效应中等（β = 0.085），GDP > 36,551.42美元的国家效应最强（β = 0.140）。这揭示了“高制度开放性+高富裕度”导致环境态度SES分化最大的结构性悖论。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该研究证实了SES是全球青少年环境态度的核心预测因子，且这种差距并未随教育进程自然弥合。最为深刻的发现在于发现了“公正性悖论”：通常被视为促进环保的制度条件（高新闻自由与高GDP），实际上充当了优势阶层扩大环境话语权的基础设施，导致环境关切成为社会特权阶层的“位置性商品”。这一发现挑战了传统观点认为经济发展与民主自由会自动带来全民环境意识的假设。
结论部分强调，实现“公正可持续性（Just Sustainabilities）”——即在地球界限内为所有人提供更高质量的生活——必须超越标准化的环境教育，转向以正义为中心、与地方情境相结合的育人模式。政策制定者需要意识到，单纯的制度开放可能无法自动实现环境关切的民主化，反而可能加剧社会分化。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教育应致力于打破SES壁垒，确保所有青少年，无论出身贫富，都能获得平等的生态参与权与话语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