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国际会议的温室气体排放及其减排路径研究

《Applied Psychology: Health and Well-Being》：Th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of psychological conferences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凸显了气候变化对全球健康的重大影响。与此同时，包括心理学与行为医学在内的健康相关学科学术界，正通过工作相关差旅产生大量温室气体排放。为推进学术会议环境影响的相关讨论，本研究对主流国际心理学会议参会产生的二氧化碳当量（CO2eq）排放进行了估算。研究人员通过网络检索与邮件问询确定了2023至2025年间参会人数超1000人的国际心理学及行为医学会议，区分线下与线上参会规模。基于22项线下会议与10项线上会议的排放因子，分别计算了人均与总排放量。结果显示，参加一次国际线下会议的人均排放约为1.26吨CO2eq，其中约94%来自差旅；而线上参会人均排放仅为0.02吨CO2eq，降幅达98%。纳入分析的21场大型国际心理学会议总排放约为63481吨CO2eq。该研究量化了学术界会议差旅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规模，为科研人员、机构部门及学术组织优化会议形式与差旅实践提供了实证参考依据。

研究背景与意义

当前，气候变化已被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列为本世纪最重大的健康挑战之一，而心理学与行为医学作为与健康密切相关的学科，其科研活动本身却成为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来源，尤其是国际会议带来的高频航空差旅。现有研究表明，资深科研人员因频繁参与国际会议产生的旅行碳排放远高于普通民众与非学术职业群体，且这种高排放行为与学术界的职业规范、激励机制紧密相关。然而，心理学界对自身科研活动的环境成本核算尚不充分，尤其缺乏针对国际会议这一核心差旅场景的系统量化研究。在此背景下，开展心理学国际会议碳排放测算，不仅能为学术界的减排行动提供数据支撑，更能推动科研实践与气候目标的协同，这也是《Applied Psychology: Health and Well-Being》发表本研究的核心动因——将健康学科的科研行为与全球健康目标对齐，破解“知易行难”的学术减排困境。

研究方法概述

研究人员采用文献计量与实证统计相结合的方法，首先系统综述22项线下国际会议与10项线上会议的排放评估研究，提取旅行、住宿、场地运营及虚拟参会的排放因子，计算人均排放基准。随后通过关键词检索（涵盖应用心理学、临床心理学、健康心理学等15个细分领域）筛选出2023-2025年间符合“国际性、参会超1000人、含线下选项”的心理学与行为医学会议，通过邮件调研获取主办方提供的线上线下参会人数，最终纳入21场会议作为分析样本。基于排放因子与参会规模的匹配，分别核算单场会议及总排放的CO₂eq值，并进行跨场景对比。

研究结果

文献推导的国际会议人均排放

线下参会的平均排放为1.26吨CO₂eq/人/次，其中仅旅行相关的排放就达1.23吨，占总排放的93.6%，表明差旅是线下会议碳排放的绝对主导因素。线上参会的平均排放仅为0.00841吨CO₂eq/人/次（按平均17小时会期计），若统一调整为3.5天（28小时）会期，排放升至0.01677吨，仍仅为线下排放的1.33%。从气候配额看，单次线下会议的排放已占巴黎协定2030年人均年排放限额（2.3吨CO₂eq）的55%，而同等时长线上会议仅占0.7%。

大型国际心理学会议总排放

纳入的21场会议中，仅4场（19%）提供线上选项，其余均为纯线下举办。年度总参会人数达62690人（线下58688人，线上3902人），合计年排放达64467吨CO₂eq。按1吨CO₂eq导致3平方米北极夏季海冰融化计算，这些会议每年造成约19.3万平方米海冰损失，相当于741个标准网球场面积。对科研人员个体而言，资深学者每年参加2次线下国际会议将产生2.51吨CO₂eq，而同等次数线上参会仅排放0.03吨，降幅达98.7%。

讨论与结论

研究明确指出，单次线下国际会议的排放已相当于柬埔寨、巴拉圭等国的人均年排放量，资深学者的年会差旅排放甚至接近博茨瓦纳、印度尼西亚等国的人均水平，凸显学术群体的高排放特权属性。针对减排路径，研究人员从系统层面与个体层面展开论证：系统层面，推广混合会议模式是最优先举措——既能降低90%以上的排放，又能破解签证壁垒、经费限制与照护责任对弱势学者的参会阻碍，提升学术多样性，同时可作为极端天气下的应急备选方案；优化会议选址需优先选择铁路可达的中心城市，或采用多枢纽分布式办会模式，缩短多数参会者的旅行距离；降低本地排放可通过选用可再生能源场馆、植物基餐饮实现，且应摒弃有效性存疑的碳抵消（carbon offsetting）机制，聚焦直接减排。个体与文化层面，需破解“集体行动困境”：高校与科研机构应出台约束性政策（如高铁优先报销、个人碳配额），资深学者需率先垂范减少长途飞行，同时优先保障早期职业学者的线下参会机会，避免因减排加剧学术资源分配不公。

研究最后强调，当前核算仅覆盖大型国际会议，未计入小型区域会议与日常差旅，实际学术碳排放规模更为庞大。未来需进一步探索如何转化科研人员的“飞行羞耻”认知，推动减排从个体自觉转向制度性变革，最终实现学术合作与气候目标的协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