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夫妻家庭劳动模式：与人口学特征及关系功能的关联

《Family Process》：Military Couples' Patterns of Family Work: Associations With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Relational Functioning

　　

尽管既有研究记录了军旅生活的多重要求及其可能对家庭生活产生的影响，但关于军人夫妻的家庭劳动模式，以及这些模式如何与其关系功能（relational functioning）相关，当前仍知之甚少。以脆弱性—压力—适应模型（vulnerability stress adaptation model, VSAM）为理论基础，本研究采用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利用来自228对美国军人夫妻的二元数据（dyadic data），识别具有不同家庭劳动模式的夫妻群体，具体聚焦于双方伴侣的育儿劳动（parenting work）与情绪劳动（emotion work）。研究共识别出4种剖面。它们分别可区分为：较少情绪关注型夫妻（21%）、高度投入母亲型夫妻（29%）、情绪高度关注型夫妻（45%）以及高度投入父亲型夫妻（5%）。随后检验了各剖面之间的群体差异。在所考察的人口学特征中，仅服役成员年龄在各剖面之间存在差异。高度投入父亲型剖面中的服役成员往往较其他剖面更年轻。对于服役成员及平民配偶而言，较少情绪关注型夫妻在关系满意度（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沟通满意度（communication satisfaction）、平衡凝聚力（balanced cohesion）与平衡灵活性（balanced flexibility）方面均显著低于其他所有组别。与高度投入母亲型剖面相比，情绪高度关注型夫妻的平均关系功能更高。高度投入父亲型剖面的夫妻，其关系功能在统计学上与情绪高度关注型剖面或高度投入母亲型剖面均无显著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旨在增强军人夫妻情绪劳动表现的干预，可能对其关系功能尤具助益。

该文发表于《Family Process》，聚焦美国现役军人家庭中的“家庭劳动”分配模式及其与关系功能的联系。研究背景在于，军事生活具有长工时、频繁离家、部署分离、工作安排可控性低等显著压力特征，这些因素会深刻影响家庭运行。然而，既有研究虽已反复讨论军旅压力对婚姻与家庭生活的冲击，却较少以经验研究方式系统考察军人夫妻如何分担家庭劳动，尤其缺乏同时纳入育儿劳动与情绪劳动的类型化分析。更重要的是，以往理论工作通常默认军人家庭的家庭劳动模式相对同质，未充分关注不同夫妻之间可能存在的显著异质性。基于此，研究人员以脆弱性—压力—适应模型（VSAM，强调持久脆弱性、压力事件与适应过程共同作用于伴侣关系）为理论框架，考察军人夫妻在家庭劳动上的不同组合形式，并进一步分析这些模式与人口学特征、军事情境变量及关系功能之间的关联。研究的核心意义在于，识别哪些家庭劳动模式更有利于军人夫妻及其家庭系统的良好运作，从而为面向军人家庭的干预提供依据。

从问题意识上看，本文主要回应三个层面空白。第一，军人夫妻家庭劳动的实证证据不足。虽然部署情绪周期等理论提示，军旅生活可能压缩服役成员参与家庭劳动的机会，并迫使平民配偶承担更多照料责任，但相关论断多数停留于概念推演。第二，家庭劳动并非单一维度。传统研究较多关注家务或育儿等工具性任务，而对情绪劳动这一更难观察、却在亲密关系中广泛存在且常被低估的维度关注不足。本文将情绪劳动界定为识别伴侣情感需要并提供支持的有意、费力的互动行为，因而拓展了军人家庭研究的分析范围。第三，家庭劳动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军人夫妻的关系功能尚未明晰。研究人员据此同时考察夫妻子系统指标，即关系满意度和沟通满意度，以及更广义家庭系统指标，即平衡凝聚力与平衡灵活性，以更完整地刻画家庭功能状态。

方法上，研究为二次数据分析，样本来自美国本土某陆军基地2012—2013年收集的军人家庭调查。纳入标准包括家庭中至少有1名现役军人和1名11—18岁青少年子女。本文最终分析228对夫妻，均为男性现役军人与女性平民配偶。研究采用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 LPA）对夫妻层面的二元数据进行人中心分类，以双方报告的育儿劳动和情绪劳动作为剖面指标；随后利用DE3STEP程序比较不同剖面在军事变量、人口学变量及关系功能指标上的均值差异。育儿劳动通过共同育儿劳动分工量表（CDLS）条目测量，情绪劳动则由伴侣互评关系温暖相关条目构成；关系与家庭功能则分别通过婚姻质量、沟通、家庭凝聚力与灵活性量表测量。缺失值极少，采用完全信息极大似然法（Full Information Maximum Likelihood, FIML）处理。

在结果部分，首先是“3.1 Classification Procedure”。研究人员比较了2类、3类、4类与5类模型，综合赤池信息量准则（AIC）、校正贝叶斯信息量准则（adjusted BIC）、模型对数似然、Lo–Mendell–Rubin检验、Bootstrap似然比检验、熵值以及剖面规模与解释效用后，最终选择4剖面方案。该决策并非单纯基于某一统计量，而是兼顾模型拟合与实践解释价值。5类模型因出现多个过小类别且拟合检验不理想而被排除，2类模型又过于简化，仅表现为服役成员育儿参与的差异，无法合理反映夫妻双方在两类家庭劳动上的复杂组合，因此4类模型最具解释力。

其次是“3.2 Descriptions of Family Work Profiles”。研究共识别出4种家庭劳动剖面。第一类为“较少情绪关注型夫妻”，占21%。这类夫妻中，服役成员与平民配偶的情绪劳动水平均显著低于其他剖面；在育儿劳动上，则呈现较常见的不对称格局，即父亲型服役成员少于母亲型平民配偶。第二类为“高度投入母亲型夫妻”，占29%。其最突出特征是服役成员在育儿任务中的参与显著低于其他所有组别，而平民配偶承担了显著更多育儿劳动；但双方情绪劳动处于中等水平。第三类为“情绪高度关注型夫妻”，占45%，是样本中最大群体。该类夫妻双方的情绪劳动显著高于其他剖面，而育儿劳动模式与第一类有相似之处，即平民配偶承担更多育儿工作，但差距未达到“高度投入母亲型”的程度。第四类为“高度投入父亲型夫妻”，占5%，是最小群体。该组中服役成员承担的育儿劳动显著高于其他所有组别，平民配偶的育儿参与亦处于较高水平，而双方情绪劳动则为中等水平。研究者进一步指出，虽然剖面名称突出了最显著特征，但各类模式均应结合双方在两种家庭劳动上的整体表现理解，而不能只看单一标签。

接着是“3.3 Differences in Military and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研究发现，大多数军事变量与人口学变量在不同家庭劳动剖面之间并无显著差异。具体而言，服役成员累计部署月数、过去一年离家时间、军衔，平民配偶就业状态、平民配偶年龄，以及夫妻是否均为子女生物学父母等指标，均未在剖面间出现显著均值差异。仅服役成员年龄呈边缘显著差异：高度投入父亲型剖面的服役成员平均更年轻，而较少情绪关注型和情绪高度关注型中的服役成员相对更年长。该结果说明，研究原先预期可能塑造家庭劳动模式的军事情境因素，在本样本中并未形成显著区分；与之相比，年龄这一生命历程指标与父亲高参与育儿之间存在一定关联。

然后是“3.4 Differences in Relational Functioning”。这是全文最关键的发现部分。首先，在关系满意度上，较少情绪关注型夫妻中的服役成员与平民配偶均显著低于其他所有剖面，说明较低的双向情绪劳动与较差的关系评价高度相关。其次，在沟通满意度上，同样是较少情绪关注型最低；同时，情绪高度关注型中的平民配偶沟通满意度高于高度投入母亲型。再次，在家庭系统层面，较少情绪关注型在平衡凝聚力与平衡灵活性上也显著低于其他所有组别，提示情绪劳动不足不仅影响伴侣子系统，还可能外溢至整个家庭系统。更进一步，情绪高度关注型在多项关系功能指标上优于高度投入母亲型，说明即便两者都未实现完全平均的育儿分工，更高水平的双向情绪劳动仍与更佳的关系与家庭功能相联系。至于高度投入父亲型，其关系功能与情绪高度关注型及高度投入母亲型之间均无统计学差异，这提示高水平父亲育儿参与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保护作用，但这一模式在样本中所占比例较小。

讨论部分的重点，在于将上述发现重新放回VSAM框架中加以解释。研究人员认为，家庭劳动可被视为伴侣面对军旅压力时的一种“适应过程”。在这一意义上，情绪劳动表现出尤为突出的适应价值。因为在“较少情绪关注型”与“情绪高度关注型”之间，最稳定、最鲜明的区别正是双方情绪劳动水平，而两者在关系满意度、沟通满意度、平衡凝聚力和平衡灵活性上也呈现系统性差异。由此可见，倾听、表达关心、提供支持、回应伴侣需要等情绪劳动，不仅与婚姻质量密切相关，也可能促进家庭系统层面的凝聚与灵活调适。相较之下，“高度投入母亲型”显示出另一种风险结构：当育儿劳动高度集中于母亲一方，且情绪劳动又未达到较高水平时，夫妻关系功能往往逊于“情绪高度关注型”。这表明，大幅度不平衡的育儿分工可能削弱关系质量，而情绪劳动不足会进一步加重这种不利影响。与此同时，“高度投入父亲型”结果提示，若父亲高强度参与育儿，且双方维持中等程度情绪劳动，则关系功能未必逊色于其他较优模式，显示父亲育儿参与可能同样是一种积极适应过程。

文章也对局限性作出审慎说明。研究采用横断面数据，因此无法识别家庭劳动模式随部署阶段、子女发展阶段或婚姻历程变化的动态过程；样本仅包含男性现役军人与女性平民配偶，因而无法将性别效应与军人/平民身份效应完全区分；关于子女血缘关系的信息仅针对焦点子女；种族与族裔资料未收集；此外，育儿劳动采用自评而情绪劳动采用伴侣报告，两类测量来源不同，可能带来一定偏差。尽管如此，二元数据设计与人中心分析策略仍构成该研究的重要优势。

实践意义方面，文章强调，应优先关注军人夫妻的情绪劳动能力建设。由于军旅生活中的分离与流动性可能使夫妻难以持续、平均地共同承担育儿任务，因此相较于某些更受客观条件限制的家庭劳动，情绪劳动可能更适合作为干预切入点。帮助专业人员可通过心理教育增强夫妻对情绪劳动的识别，包括认真倾听、主动询问伴侣需求、表达爱意与支持等具体行为，并引导双方看见情绪劳动虽常被低估却对关系功能极具影响。对于育儿劳动，干预则应强调“公平”或“适配性参与”，尤其鼓励服役成员在可行条件下提升父亲参与度。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为：本研究以脆弱性—压力—适应模型（VSAM）为基础，采用潜在剖面分析识别了军人夫妻在两类家庭劳动——育儿劳动与情绪劳动——上的不同组合类型。总体结果显示，军事特征（如部署月数、军衔）与家庭劳动模式并无相关；然而，个体的关系功能在不同家庭劳动剖面之间持续存在差异。总体而言，双方在情绪劳动中的更高参与尤其可能有助于关系功能，而双方在育儿劳动中的更高且更均衡的参与也可能有益于关系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军人夫妻，预防与干预工作可将情绪劳动作为重点，以帮助军人家庭适应军旅生活中经常出现的转换与分离，因为这些情境常常会打断其参与其他类型家庭劳动（如育儿劳动）的机会。针对军人夫妻、指导其提升对伴侣实施情绪劳动能力的干预，可能尤其具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