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The yellow river elephants: hunting, management, and local extirpation in the Sha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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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探讨象群在中国中原地区商代（约公元前1600—前1046年）王室与仪式生活中的多重角色。甲骨卜辞、考古动物遗存及物质文化证据表明，象群被狩猎、驯化、利用并作为王室仪式项目的一部分进行献祭。其在全新世温暖湿润期向北扩展至黄河流域平原，随后因气候骤冷而退缩，
该研究探讨象群在中国中原地区商代（约公元前1600—前1046年）王室与仪式生活中的多重角色。甲骨卜辞、考古动物遗存及物质文化证据表明，象群被狩猎、驯化、利用并作为王室仪式项目的一部分进行献祭。其在全新世温暖湿润期向北扩展至黄河流域平原，随后因气候骤冷而退缩，这一生态变化将商代对象群的管理置于生态变迁与政治经济转型的交汇点。研究将象群与国家权力视为共同驱动景观改造与仪式经济重构的因素，并提出三项工作命题：第一，早期国家可在不实现驯化的前提下管理大型野生哺乳动物，此类管理会共同塑造景观、劳动制度与权力体系；第二，人与动物的关系应被理解为一系列实践的光谱，而非狩猎与畜牧的二元对立；第三，当制度将动物纳入仪式经济体系时，即便其局地种群衰退，这些动物仍会重塑政治地理格局。
研究背景方面，早期复杂社会将长鼻目动物纳入政治与仪式经济体系，并通过制度需求、管理实践和仪式经济来建构人与动物的关系。然而，现有研究多将这些轨迹视为孤立的区域问题，缺乏统一的分析框架。商代象群记录兼具文本与考古证据，显示出宫廷对象群的有组织利用，包括甲骨文中记载的“获象”、殷墟祭祀坑中象颅与人类遗骸共存，以及象牙制品在贵族消费背景下的集中生产。这一现象难以简单归入狩猎与驯化的二元分类，提示存在介于两者之间的管理方式。
研究人员采用考古学与古动物学结合的方法，基于甲骨卜辞、动物遗存及象牙加工遗址，对商代象群利用模式进行分析。样本来源包括河南安阳殷墟及周边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象牙制品及相关遗迹。通过空间分布分析、祭祀沉积结构解析及象牙生产工艺研究，评估象群是被持续繁殖管理还是仅通过捕获、进贡与仪式杀戮进入人类社会。
结果与讨论分为若干小节：
生态背景与栖息地限制
研究指出，商代象群的减少属于中原地区的局地灭绝，而非物种层面的灭绝，因为象群在其他区域仍然存在。化石与古动物学证据表明，中原位于猛犸象分布南界与亚洲象分布北界之间，栖息地的气候变化直接影响象群的分布与可获得性。
商代象群：狩猎、驯化与仪式
甲骨卜辞、祭祀与墓葬遗存、象牙作坊组合显示，象群最初与狩猎和处理活动密切相关。随着数量减少，其角色转向象征性与仪式性用途，成为政治权威的重要符号。
框架与方法
研究沿五个维度进行比较：生态背景与动物可获得性、政治规模与行政能力、与活体动物的制度化互动程度、动物及其产物在仪式中的可见性，以及在狩猎—畜牧—管理光谱中的位置。这一多维比较揭示了商代象群管理的独特性。
讨论
气候变化被视为界定象群栖息地与可获得性的边界条件，而非决定商代政治与仪式选择的唯一因素。商代国家将野生大型动物纳入经济与仪式体系，象群并非外来珍兽，而是早先在中原存在的本地动物。随着气候变迁与王室的持续需求，象群数量下降，但其文化地位反而上升。
结论
商代象群记录表明，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可以将仍属野生的巨型动物纳入仪式、经济与政治权威体系。甲骨卜辞、祭祀沉积、动物遗存与象牙作坊的证据汇聚显示，象群是商社会的积极参与者，而非边缘奇物。它们被捕获、驯化、通过狩猎与进贡获得，并在仪式中被牺牲，身体转化为资源与象牙制品。这一过程体现了“管理而无驯化”的模式，即在缺乏生殖控制与种群驯化的前提下，实现对野生种群的制度化利用。
该研究发表于《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为理解早期国家与大型野生哺乳动物关系提供了新的分析范式，并凸显生态变化与政治经济结构交织对动物种群与文化实践的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