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Public Health》：Prevalence of long COVID and emotional exhaustion among European healthcare workers with effort–reward imbalance as a potential medi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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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一线医护人员（HCWs）在职业环境中面临较高的COVID-19感染风险，可能随后发展为长新冠（long COVID）这一后遗症。世界卫生组织（WHO）估计，10–20%的感染者会出现符合长新冠定义的持续症状。本研究旨在估算欧洲医护人员中长新冠的患病率，并
目的：一线医护人员（HCWs）在职业环境中面临较高的COVID-19感染风险，可能随后发展为长新冠（long COVID）这一后遗症。世界卫生组织（WHO）估计，10–20%的感染者会出现符合长新冠定义的持续症状。本研究旨在估算欧洲医护人员中长新冠的患病率，并评估长新冠与情绪耗竭（Emotional Exhaustion, EE）之间的关联，同时检验付出-回报不平衡（Effort–Reward Imbalance, ERI）是否在此过程中起到潜在的中介作用。
对象与方法：研究人员于2023年6月至9月期间在西班牙、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开展了一项多国横断面调查，对象为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在职且有既往COVID-19感染史的医护人员。研究收集了社会人口学及职业特征、长新冠状态（依据WHO标准）、ERI和EE等数据。研究人员使用回归模型评估各变量间的关联，并采用基于回归的总效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分解方法进行中介效应分析。
结果：在来自西班牙、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的691名医护人员中，24%报告患有长新冠。总体而言，41%的受访者报告高EE，其中西班牙的患病率最高（52%）。长新冠与EE之间存在显著关联（p < 0.001）。研究结果与通过ERI产生的间接关联相一致，ERI解释了总关联的24%。
结论：长新冠与欧洲医护人员EE水平增加有关。通过组织和政策层面的干预措施来解决ERI问题，可能有助于减少EE，并在大流行后环境中支持劳动力的可持续性。
研究背景
COVID-19大流行给全球医护人员（Healthcare Workers, HCWs）带来了巨大的生理与心理健康负担。在欧洲，医护人员面临着极高的职业暴露风险、繁重的工作负荷、长时间的轮班以及感染风险的持续威胁。尽管许多地区的疫苗接种工作和公共卫生限制已有所放松，但仍有相当比例的医护人员持续受到COVID-19感染后遗留后果的影响，即目前被广泛称为“长新冠（long COVID）”的病况。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定义，长新冠是指在初次感染至少3个月后开始或持续出现症状，且持续时间不少于2个月，同时无法归因于其他明确原因的状态。常见表现包括疲劳、呼吸短促和认知功能障碍等，报道的症状超过200种，可能影响日常功能。现有数据表明，约10–20%的COVID-19感染者可能发展为符合长新冠临床表现的状态，而近期证据显示，医护人员中的长新冠患病率可能更高，有研究报告达到22.5%。
与此同时，大流行前就已普遍存在的慢性职业压力源在许多医疗体系中加剧，导致情绪耗竭（Emotional Exhaustion, EE）显著上升。EE是职业倦怠、变革疲劳和同情疲劳的常见组成部分，其上升会导致次优的患者护理、心理健康困扰加剧以及劳动力流失增加。患有长新冠的医护人员面临着“既是患者又是从业者”的双重身份挑战，常报告感到被同事忽视或认可不足。
付出-回报不平衡（Effort–Reward Imbalance, ERI）理论由Siegrist提出，该理论认为，当过高的职业要求相对于不足的回报（如薪资、认可、职业安全、晋升机会等）时，会产生慢性压力，进而导致严重的心理健康后果，包括EE。长新冠可能通过降低工作能力、延长症状持续时间、增加完成常规任务的主观努力感以及加剧对工作场所便利和支持的未满足需求，进一步加剧这种不平衡。然而，关于长新冠如何与职业性EE相关联，以及ERI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目前证据仍然有限。
基于此，研究人员开展了此项研究，旨在估算欧洲医护人员中长新冠的患病率，评估长新冠与EE之间的关联，并检验ERI是否在其中起到潜在的中介作用。该论文发表在《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主要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于2023年6月至9月，在西班牙、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三国开展了多国横断面调查。研究对象为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在职且有既往COVID-19感染史的医护人员，数据来源于ORCHESTRA研究框架下的既有抽样框。西班牙受试者来自阿斯图里亚斯中央大学医院（HUCA），通过Microsoft Forms分发的匿名问卷收集数据；罗马尼亚受试者通过SurveyMonkey向全国多家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发送匿名问卷；斯洛伐克则由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公共卫生局（RAPH BB）通过当地协调员和部门负责人联系医护和社会工作者，采用面对面和电话交互方式分发问卷和知情同意书。研究测量变量包括社会人口学及职业特征、依据WHO标准定义的自报长新冠状态、包含22个条目的ERI问卷，以及用于筛查EE的ORCHESTRA情绪耗竭问卷（含5个条目，1–7分评分）。统计分析使用STATA 17进行，包括卡方检验、t检验或F检验，并采用基于回归的中介分析模型，设置5000次bootstrap重复抽样来分解总效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所有模型均调整了职业、性别、婚姻状况、年龄和是否直接接触患者等协变量。
引言（Introduction）
研究人员在引言部分指出，COVID-19大流行对欧洲乃至全球医护人员的生理和心理健康造成了重大负担。医护人员面临巨大的职业压力，包括高工作负荷、感染风险及情绪负担。长新冠作为一种持续的后遗症，在医护人员中可能有较高的患病率。同时，职业压力导致的EE在医疗环境中本就是长期存在的问题，而在大流行期间进一步加剧。ERI理论为理解高要求与低回报之间的不平衡如何导致压力及EE提供了框架。研究人员提出，长新冠可能通过进一步加剧这种付出与回报之间的失衡，从而增加EE水平，但相关证据有限，因此开展本研究以探讨长新冠、ERI与EE之间的关系。
方法（Method）
研究人员描述了研究的横断面设计，数据收集时间为2023年6月至9月，地点为西班牙、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三国的医疗场所，受试者均为有既往COVID-19感染史且在大流行期间在职的医护人员。变量测量包括社会人口学信息（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教育背景）、职业相关变量（职位、工作场所特征、排班模式、是否直接照护患者）、自报长新冠状态（依据WHO定义）、ERI问卷（22个条目，四点量表）以及ORCHESTRA EE问卷（5个条目，1–7分）。研究对象分别来自西班牙HUCA、罗马尼亚全国多所医疗机构以及斯洛伐克多个地区的医疗与社会照护机构。最终分析样本为691人（西班牙117人、斯洛伐克228人、罗马尼亚346人）。统计方法包括描述性统计、组间比较（卡方检验、t检验/F检验）以及中介效应分析（回归分解法，5000次bootstrap），并在模型中控制职业、性别、婚姻状况、年龄和是否直接接触患者等变量。
结果（Results）
研究人员报告，在691名医护人员中，24%自报患有长新冠，其中罗马尼亚最高（29%），西班牙最低（14%）。总体41%的受访者表现为高EE，西班牙最高（52%），罗马尼亚39%，斯洛伐克38%。女性占83%，直接接触患者的人员占71%。专科医生占40%，护士占26%。ERI比值（effort/reward ratio）池化均值为1.24，西班牙最高（1.66），罗马尼亚1.11，斯洛伐克1.19；EE得分池化均值为14.55，西班牙最高（17.59），罗马尼亚14.06，斯lovakia 13.66。回归分析显示，长新冠与EE之间存在显著的总关联（系数4.06，p < 0.001）；ERI的间接效应为0.99（p < 0.001），占总关联的24%，表明ERI在长新冠与EE的关联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控制直接效应在不同ERI比值下大多保持显著。
讨论（Discussion）
研究人员在讨论中指出，长新冠在曾感染COVID-19的医护人员中患病率达24%，高于WHO估计的一般人群10–20%。长新冠与更高的EE显著相关，说明大流行相关压力源与职场条件共同加重了该群体的心理社会负担。ERI可解释两者之间24%的关联，意味着患有长新冠的医护人员在持续症状下面临更高的主观努力感和更低的回报与支持感，从而促进EE。研究人员认为，应从个体、组织和国家三个层面干预ERI：个体层面可提供压力管理与心理韧性训练（如认知行为疗法、正念）；组织层面应改善人员配置、减少工作量、提供心理支持与公平回报；国家层面应通过劳动与社会政策保障工作安全、公平薪酬及防止过度劳作。虽然个体干预有益，但需与组织层面干预结合以实现可持续改善。研究人员也指出了研究局限性，包括自报数据可能带来的报告偏倚、长新冠无临床验证可能导致的错分偏倚、横断面设计无法确立因果顺序，以及不同国家招募方式和样本来源差异可能带来的选择偏倚与代表性限制。
结论（Conclusion）
研究人员总结，长新冠与欧洲医护人员EE水平增加显著相关，ERI在该关联中可能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结果强调，患有持续性长新冠症状的医护人员面临更高的EE，这与高职业要求和不充分的组织回报之间的不平衡密切相关。研究指出，针对ERI的多层次干预有助于缓解EE并提升这一脆弱人群的心理健康与社会功能，对大流行后医疗人力队伍的可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