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期(other-oriented)他人导向型说谎行为与道德评价：一项纵向研究

《Social Development》：Other-Oriented Lie-Telling and Moral Evaluations During Adolescence: A Longitudinal Study

　　

本研究考察了青少年对他人导向型(other-oriented)说谎行为（也说亲社会(prosocial)谎言）的报告频率与其道德评价(moral evaluations)之间的纵向关联，以及年龄和同伴影响(peer influence)的潜在调节作用。研究对象为青少年（N = 818；T1时11–17岁；平均年龄Mage= 13.30，49.80%为男性），研究人员对其向朋友说他人导向型谎言的频率、对此类谎言的道德评价以及其对同伴影响的敏感性进行了为期3年、每年一次的追踪调查。结果显示，在青少年早期，道德评价与说谎行为之间存在双向关系。此外，对同伴影响的敏感性与道德评价及说谎行为均呈双向关联。在青少年晚期，道德评价能预测说谎频率，但说谎频率不能预测道德评价。道德评价和说谎行为均能预测对同伴影响的敏感性。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在发展与教育心理学领域，理解青少年社会道德认知与行为决策的动态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他人导向型说谎（other-oriented lie-telling，也称亲社会谎言prosocial lies）是指个体为了他人利益（如避免伤害、维护和谐、避免冲突或表示友善）而进行的欺骗行为。已有横断研究表明，此类谎言在儿童早期出现并贯穿青少年及成年期，且不同文化背景下个体普遍倾向于认为其比直白的真相更礼貌。然而，此类谎言虽有助于润滑社交关系，也可能降低人际亲密度及基于诚信的信任。目前，关于青少年对他人导向型谎言的道德评价（moral evaluations）与实际说谎频率之间的纵向时间顺序尚未明确，且青少年期作为同伴关系重要性增加及同伴影响(peer influence)敏感性增强的阶段，年龄与同伴因素可能在其中起到重要调节作用。因此，研究人员开展了这项为期3年（T1、T2、T3，每波相隔1年）的纵向研究，以考察11–17岁青少年向朋友诉说他人导向型谎言的频率、对此类谎言的道德评价，以及同伴影响敏感性的纵向关联与年龄、同伴影响的调制作用，研究发表于《Social Development》。

主要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从加拿大一所中等城市开展的“Brock Healthy Youth Project”（一项为期6年的青少年风险行为与发展纵向研究）的第4至第6年（即T1、T2、T3）数据中抽取样本，最终纳入818名T1时11–17岁的青少年（M_age=13.30，49.80%男性；85.2%白人）。测量工具包括：4题他人导向型说谎频率量表（α=0.79–0.82）、3题他人导向型谎言道德评价量表（α=0.74–0.77）、3题改编自“抵抗同伴影响量表(Resistance to Peer Influence scale)”的同伴影响敏感性量表（α=0.66–0.68）。缺失数据采用多重插补(multiple imputation)处理；统计分析先用混合模型ANOVA考察均值变化，再用交叉滞后面板模型(cross-lagged panel model)在lavaan包中检验总体纵向关联及年龄分组（早期青少年11–13岁、晚期青少年14–17岁）的调制作用，并将年龄与性别作为协变量。

研究结果：

3.1 他人导向型说谎频率与道德评价随时间的改变

研究人员通过混合模型ANOVA发现：女性报告的总体他人导向型说谎频率显著高于男性（M_女=8.72 vs M_男=6.65，p<0.001，η_p²=0.05）。时间主效应与年龄组主效应被显著的年龄组×时间交互作用涵盖：早期青少年（11–13岁）说谎频率从T1到T3显著上升（T1→T3 M_diff=1.64，p<0.001；T2→T3 M_diff=1.36，p<0.001），而晚期青少年（14–17岁）仅T1到T2显著上升（M_diff=1.00，p=0.030），T2到T3无显著变化。对道德评价而言，时间主效应、性别主效应与年龄组主效应分别被时间×性别、时间×年龄组交互作用涵盖：男性评价无显著时间变化；女性评价从T1到T3（M_diff=0.21，p<0.001）及T2到T3（M_diff=0.13，p<0.001）更趋积极。早期青少年评价从T1到T3持续显著更积极（T1→T2 M_diff=0.12，p<0.001；T2→T3 M_diff=0.15，p<0.001；T1→T3 M_diff=0.27，p<0.001），晚期青少年评价无显著时间变化。

3.2 分析：交叉滞后面板模型(cross-lagged panel model)

研究人员在R中用lavaan包构建交叉滞后模型：将所有变量在同一时间点的协变、所有自回归路径（如T2说谎频率回归T1说谎频率）与交叉滞后路径（如T2评价回归T1说谎频率）均估计，并将T1到T2与T2到T3的交叉滞后路径约束相等（比较模型无差异，χ²Δ(6)=8.65，p>0.05），采用最简洁约束模型报告。

3.3 模型1：说谎频率、道德评价与同伴影响的总体纵向关联

模型拟合良好：χ²(16)=137.57，p<0.001，RMSEA=0.096，90%CI[0.08,0.11]，CFI=0.94。T1年龄正向预测T2说谎频率（B=0.23，p=0.022，β=0.07），负向预测T3说谎频率（B=-0.32，p=0.002，β=-0.09）；T1年龄负向预测T3道德评价（B=-0.03，p=0.006，β=-0.08）。交叉滞后显示：他人导向型说谎频率与道德评价双向显著（说谎→评价：B=0.01，p=0.001，βs=0.08,0.07；评价→说谎：B=1.05，p<0.001，βs=0.15,0.11）；同伴影响敏感性正向预测说谎频率（B=1.47，p<0.001，βs=0.14,0.10），说谎频率正向预测同伴影响敏感性（B=0.01，p=0.002，βs=0.08,0.07）；同伴影响敏感性正向预测道德评价（B=0.10，p=0.001，βs=0.08,0.07），道德评价正向预测同伴影响敏感性（B=0.05，p=0.001）。同伴影响作为道德评价-说谎频率关联的调节变量不显著（χ²Δ(2)=5.14，p>0.05）。

3.4 模型2：年龄作为说谎频率、道德评价与同伴影响纵向关联的调节变量

按T1年龄分为早期青少年（11–13岁）与晚期青少年（14–17岁），约束与未约束模型比较显著（χ²Δ(6)=15.18，p<0.05），允许组间路径不同的模型更优（χ²(30)=152.90，p<0.001，RMSEA=0.10，90%CI[0.09,0.12]，CFI=0.94）。

3.5 早期青少年（11–13岁）

女性显著预测T2更高说谎频率（B=2.34，p<0.001，β=0.24）。道德评价与说谎频率双向显著：更积极评价预测更高说谎频率（B=0.83，p<0.001，βs=0.13,0.09）；更高说谎频率预测更积极评价（B=0.01，p<0.001，βs=0.14,0.11）。同伴影响敏感性更高预测更高说谎频率（B=1.63，p<0.001，βs=0.17,0.12），但说谎频率不显著预测同伴影响敏感性（p=0.135）；同伴影响敏感性与道德评价双向显著（敏感性→评价：B=0.11，p=0.005，βs=0.09,0.07；评价→敏感性：B=0.05，p=0.005，βs=0.10,0.07）。

3.6 晚期青少年（14–17岁）

女性显著预测T2与T3更高说谎频率（T2：B=1.80，p=0.004，β=0.15；T3：B=1.45，p=0.021，β=0.11）。更积极道德评价预测更高说谎频率（B=1.37，p<0.001，βs=0.17,0.13），但说谎频率不预测道德评价（p=0.853）。更高说谎频率与更积极道德评价均正向预测同伴影响敏感性（说谎→敏感性：B=0.01，p=0.003，βs=0.13,0.11；评价→敏感性：B=0.05，p=0.035，βs=0.09,0.07），而同伴影响敏感性不预测说谎频率（p=0.065）与评价（p=0.065）。

讨论与结论总结：

研究人员指出，纵向设计揭示：他人导向型谎言道德评价在早期青少年（11–13岁）随时间更积极，晚期青少年（14–17岁）则无显著变化，说明评价积极化可能在青少年早期上升并于晚期趋于平台。说谎频率在早期青少年持续上升，晚期青少年仅早期上升后平稳，反映发展轨迹可能在晚期接近平台并预示成年期下降。性别上，女性评价随时间更积极、且报告更多他人导向型说谎，可能与社会化中关系维护导向（Social Role Theory）有关。年龄调制结果表明：早期青少年中道德评价与说谎频率呈双向关联，符合社会领域理论(Social Domain Theory)中经验与道德认知互构观点——早期更多说谎经验与潜在良性社交结果可重塑评价，评价又进一步引导行为；晚期青少年中仅道德评价预测说谎频率，提示此阶段评价更趋稳定并主导行为。同伴影响敏感性在早期与道德评价、说谎频率均双向关联，晚期则仅被评价与说谎频率预测而不反向预测行为与评价，说明早期同伴导向更可能塑造道德与行为，晚期更多是个体既有评价与行为模式伴随更高同伴监测。研究支持道德评价与行为可互为因果（至少早期），且同伴因素在发展中有重要作用；同时存在样本同质性、自我报告与部分量表简化等局限，未来需跨文化与多方法重复。综上，该研究表明青少年对他人导向型说谎的道德框架与行为随时间互构，个体特征（如同伴影响敏感性）影响其发展，且早期与晚期青少年存在不同方向主导的关联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