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ychiatry and Clinical Neurosciences Reports》：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atients presenting with depressive states who are not receiving antidepressants: A multicenter observational study in Japanese psychiatric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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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描述日本常规精神科实践中因抑郁状态就诊的抗抑郁药非使用者的临床特征，并探索在重度抑郁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诊断确定性高的患者中与抗抑郁药处方相关的因素。方法：这项多中心横断面观察性研究回顾性收集了日本35家精神
目的：描述日本常规精神科实践中因抑郁状态就诊的抗抑郁药非使用者的临床特征，并探索在重度抑郁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诊断确定性高的患者中与抗抑郁药处方相关的因素。方法：这项多中心横断面观察性研究回顾性收集了日本35家精神卫生机构的常规临床数据。符合条件的患者为2023年3月期间于参与机构就诊，且经主治精神科医生判定需在临床管理中针对抑郁表现或抑郁发作进行处理。所有变量（包括抗抑郁药使用情况、当前临床状态、症状严重程度及诊断确定性）均在该单一时间点评估。在各研究中心，每纳入1例未使用抗抑郁药的患者，即连续入组下1例使用抗抑郁药的患者作为对照，以实现同期组间比较。医生填写标准化病例报告表，内容包括人口学特征、当前临床状态、抑郁症状严重程度及对MDD和其他诊断的诊断确定性评分。在全队列中进行组间比较。预先设定的探索性分析限定于MDD诊断确定性高的患者亚组，并在该亚组内拟合多变量logistic回归模型以检验与抗抑郁药处方相关的因素。结果：共入组1342例患者（抗抑郁药使用组n=669；非使用组n=673）。非使用组中MDD高诊断确定性的比例低于使用组（22.1% vs. 38.5%）。非使用组中，医生报告的非处方常见原因包括诊断不确定性（74.0%）、临床稳定或无当前症状（60.3%）及不良事件顾虑（17.7%）（允许多选）。在限定于MDD高诊断确定性患者的探索性分析（n=400）中，非使用组的缓解状态和较轻的症状谱更常见。在该亚组的多变量模型中，重度或极重度症状（相较于无症状）与更高的抗抑郁药处方比值比（odds ratio, OR=4.317，95%置信区间1.067–17.462，p=4.0×10?2）相关，而年龄、性别、当前状态及发育障碍确定性无统计学关联。结论：在这项多中心观察性样本中，抑郁状态就诊患者的抗抑郁药非使用与较低的MDD诊断确定性及观察时的较低当前症状负担相关。在MDD诊断确定性高的患者中，更严重的症状严重程度与抗抑郁药处方相关。这些发现有助于理解常规精神科实践中诊断不确定性下的保守治疗决策。
本研究发表于《Psychiatry and Clinical Neurosciences Reports》，聚焦日本精神科日常诊疗中抑郁状态患者的抗抑郁药处方异质性。当前全球重度抑郁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疾病负担沉重，抗抑郁药是中重度抑郁发作的核心治疗手段，但真实世界处方常偏离指南路径——既有过度处方风险，也存在因诊断模糊、症状波动、耐受性顾虑等导致的非处方情况，且既往研究多关注宏观处方趋势，缺乏针对“处方-非处方”即时决策的临床特征描述，尤其对未确诊MDD的抑郁状态人群研究不足。日本精神科实践具有本土诊疗模式特点，医生常面临抑郁诊断与管理的现实挑战，因此亟需明确抗抑郁药非使用的临床关联因素，为优化个体化决策提供依据。
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多中心横断面观察性研究，回顾性纳入2023年3月日本35家精神科诊所的1342例抑郁状态就诊者，按“1例非用药者匹配下1例用药者”的同期对照设计入组，通过标准化病例报告表采集人口学、临床状态、症状严重度及医生评定的5级诊断确定性（将“明确+极可能”合并为高诊断确定性），在全队列比较组间差异，并对MDD高诊断确定性亚组（n=400）进行多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抗抑郁药处方的相关因素。
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全队列临床特征方面，抗抑郁药使用组年龄略高、男性比例更高，病程≥7年的长期患病者更多；非使用组缓解状态（55.0% vs. 47.5%）、无症状比例（38.8% vs. 34.0%）更高，重度症状比例更低（9.8% vs. 16.4%），整体呈现更低当前症状负担的特征。第二，诊断确定性与非处方原因方面，非使用组MDD高诊断确定性比例显著更低（22.1% vs. 38.5%），而双相情感障碍（3.4% vs. 0.9%）和适应障碍（9.3% vs. 3.3%）的高诊断确定性比例更高；医生报告的非处方原因前三位为诊断不确定（74.0%）、临床稳定/无症状（60.3%）、不良事件顾虑（17.7%），呈多因素叠加特点。第三，MDD高诊断确定性亚组的探索性分析中，两组人口学、病程无显著差异，但非使用组缓解状态占比仍更高（67.0% vs. 46.6%），无症状比例更高（43.8% vs. 31.9%），重度症状比例更低（9.0% vs. 21.6%），提示即便在诊断明确人群中，症状负担仍与用药状态强相关。第四，多变量回归模型显示，仅重度/极重度症状（相较于无症状）与抗抑郁药处方显著相关（OR=4.317，95%CI 1.067–17.462，p=4.0×10?2），年龄、性别、当前状态及发育障碍确定性均无统计学意义，但因亚组样本量有限，效应估计置信区间较宽。
讨论部分指出，本研究结果与临床实践逻辑一致：抗抑郁药处方并非仅由诊断标签驱动，而是整合了诊断不确定性的风险管理与症状强度的判断——当怀疑双相障碍时，医生会规避抗抑郁药诱发躁狂的风险；当判断为应激相关适应障碍时，优先选择心理社会干预；缓解期或低症状负担患者则无需强化药物治疗。这种“非处方”更多是个体化临床权衡的结果，而非照护遗漏。研究局限性包括横断面设计无法推断因果、诊断评定依赖日常临床判断而未采用结构化访谈、未记录心理治疗等非药物干预信息、未随访纵向结局等，但优势在于大样本真实世界设计、包含医生即时决策理由，弥补了行政数据库缺乏临床语境的缺陷。
结论部分翻译为：在这项多中心观察性样本中，抑郁状态就诊患者的抗抑郁药非使用与较低的MDD诊断确定性及观察时的较低当前症状负担相关。在MDD诊断确定性高的患者中，更严重的症状严重程度与抗抑郁药处方相关。这些发现有助于理解常规精神科实践中诊断不确定性下的保守治疗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