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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关于科学与社会关系之讨论，常倡导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直接互动。尽管此类互动常被框定为应对科学信任度下降之对策，但其亦引入了一系列独特的伦理挑战。其中一项挑战涉及认识论越界（epistemic trespassing）之风险，即逾越学科边界。另一项挑战则源
摘要 关于科学与社会关系之讨论，常倡导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直接互动。尽管此类互动常被框定为应对科学信任度下降之对策，但其亦引入了一系列独特的伦理挑战。其中一项挑战涉及认识论越界（epistemic trespassing）之风险，即逾越学科边界。另一项挑战则源于个体科学家凭借其公共角色而被视为"科学"整体之代表。上述问题因一种较少被讨论之越界形式而愈发复杂：即科学家援引非认识论来源的权威——如韦伯式（Weberian）意义上的魅力型权威（charismatic authority）或传统权威（traditional authority）——以强化其公共主张时所涌现的伦理张力。本文论证，应对上述挑战需采取一种细致、具情境敏感性的方法。在某些情境下，最具伦理可辩护性且务实可行之策略或许并非个体化传播，而是为负责任之公共传播贡献集体力量。通过将公众参与重构为团队任务（team task），科学家可在履行培育科学信任之角色的同时，缓解越界之风险。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科学传播（science communication）与公众对科学之信任（public trust in science）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是科学哲学与科技政策研究的核心议题。传统观念将"建构科学信任"直接转化为科学家与公众展开对话的规范性要求，尤其强调个体科学家应直接参与公共沟通。然而，这一看似直观的推论潜藏着深刻的认识论与伦理困境。研究人员指出，科学乃高度劳动分工（division of labor）之社会系统，个体科学家的公共发言实质上扮演着整个学科乃至"科学"整体之代言人角色。在此结构性张力下，直接倡导个体科学家参与公共传播，不仅未能充分回应认识论越界（epistemic trespassing）之固有风险，更可能诱发另一种被忽视的越界形式——科学家援引韦伯式（Weberian）权威类型中的非认识论权威（如魅力型权威charismatic authority或传统权威traditional authority）以增强传播效果，从而扭曲公众信任科学的规范性基础。鉴于上述双重越界风险，研究人员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个体直接沟通"之预设，探索更为合理的替代路径。
**二、关键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研究主要运用规范分析（normative analysis）方法，融合社会认识论（social epistemology）、科学伦理学（ethics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与政治理论中的权威类型学，构建了分析框架。具体而言，研究人员首先借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关于传统权威（traditional authority）、官僚理性权威（rational-legal/bureaucratic authority）与魅力型权威（charismatic authority）的经典三分法，将其移植于科学传播情境；继而援引"认识论越界"（Ballantyne, 2019; Gerken, 2022; DiPaolo, 2022）与"认识论邻里性"（epistemic neighbourliness, Watson, 2022）等既有讨论，结合科学之集体知识生产特性，论证团队方法（team approach）的必要性。研究未涉及具体实验操作或样本队列，属于概念性与规范性分析。
**三、研究结果**
**3.1 科学作为社会系统与信任之集体性质**
研究人员首先论证，公众对科学之信任本质上是对科学社会系统（social system of science）的信任，而非对个体科学家之人格信任。科学通过高度精细的劳动分工（highly divided labor）、同行评审（peer review）、复制研究（replication studies）等机制实现质量控制，其知识产出依赖于"科学内作证"（intra-scientific testimony）与"科学间作证"（inter-scientific testimony）之复杂网络。因此，当科学家向公众传播时，其发言基础往往超越自身专长范围，必然涉及对同事工作的依赖与转述。研究人员指出，Intemann所提出的"认识论可信度"（epistemic trustworthiness）四要素——认识论能力（competence）、认识论可靠性（reliability）、诚实性（honesty）与善意（good will）——虽为个体层面之标准，但公众信任应扩展至整个参与相关知识生产的科学家群体，而非仅聚焦于传播者个人。
**3.2 认识论越界作为结构性困境**
研究人员进一步分析，在对话式科学传播（dialogical science communication）情境中，认识论越界几乎不可避免。与单向"发送模式"（如精心准备的说教）不同，对话式传播中科学家面临未预期问题，常需回应超出其严格专长之议题。尽管近年讨论承认认识论越界并非绝对负面——如Pavli?i?等人指出跨学科突破常受益于越界，Watson提倡以"认识论邻里性"替代"越界"隐喻——研究人员强调，科学传播中的越界仍具显著规范性风险。个体科学家作为"科学代言人"之角色，使其暴露于同事工作之潜在缺陷（如方法缺陷、欺诈或偏见），且受限于时间压力与学术工作负荷，难以始终充分核查所依赖之外部研究。这一结构性依赖在跨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中尤为突出。
**3.3 权威类型间之越界：韦伯式分析的引入**
研究人员的核心创新在于引入韦伯权威类型学，分析科学传播中的第二种越界形式。传统权威描述科学家因"历来受信任"而被接受的规范模式，此模式虽具描述相关性，但无法提供信任科学的规范性理据。官僚理性权威部分映射科学系统之规则性、非人格化特征，但科学系统并非层级制，且非价值无涉（value-free）。最具分析张力的是魅力型权威：在媒体 celebrity 化的环境中，特定科学家崛起为领域"公共面孔"，通过亲和力、修辞技巧或个人魅力建立公众连接。Fiske与Dupree的研究显示，科学家虽被视为高能力（competence）但低温暖（warmth），而魅力型传播可弥补此"信任赤字"。Jarreau等人更有实证发现，社交媒体中个性化沟通（如自拍）比仪器图片更能提升可信度感知。
然而，研究人员严正指出，诉诸魅力型权威构成对认识论权威的规范性越界：其隐性信息从"因科学方法之严谨而信任"蜕变为"因我之为人而信任"。尤其在长期性、结构性的科学-社会信任关系中，此策略可能固化错误的信任基础，且易被不可信行动者复制利用。研究人员承认，在危机情境等极端条件下，魅力型传播或属道德可接受甚至必要，但须权衡其对科学权威正当性理解的长远侵蚀。
**3.4 团队任务作为替代路径**
基于上述双重越界风险，研究人员提出将"建构公众科学信任"重构为团队任务（team task）。此主张具有历史与规范双重维度：历史上，传统科学新闻业（science journalism）本即团队方法，含明确角色分工，但互联网冲击导致科学报道岗位萎缩，代之以动机暧昧的新型传播形态。规范上，团队方法可有效应对两种越界：其一，通过"信任委员会"（councils of trust, Watson, 2022）形式，聚合重叠领域专家之集体担保，减少个体越界之需；其二，将魅力型呈现者（charismatic presenter）角色从"科学明星"转化为"解释科学过程的科学记者"，使魅力型权威服务于而非取代对科学系统的信任。
研究人员具体阐释，科学家可依托研究机构或跨机构联盟，与专业传播人员协作，针对不同媒介特性与受众需求定制信息，同时邀请批评性同事参与以展示科学审议过程。此路径不要求所有科学家成为独立传播者，而是鼓励其作为团队一员间接贡献——如协助科学记者识别最佳专家、理解新研究与既有知识状态之关系、判断传播确定程度。此策略回应了Slater与Scholfield关于"科学信任作为公共集体物品（collective good）"的诊断，避免因无协调的个体传播导致集体行动困境（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
**四、讨论与回应**
研究人员预判并回应了两项主要质疑。其一，团队方法可能引发新的伦理问题，如功劳分配不公或边缘群体持续不可见。研究人员承认这些风险，但辩称团队较之个体更具备多元视角以审慎处理此类困境，且某些情境下的痛苦抉择（如疫情中派遣刻板权威形象以最大化受众信任）本身即需团队审议而非个体独断。其二，关于"传播结果抑或过程"的质疑：研究表明，团队方法通过结构化协作，更有可能实现既传递准确结论、又展现科学过程之双重目标，而非在二者间简单取舍。
**五、研究结论**
研究人员在结论部分总结，鉴于科学本身即为高度社会化的复杂事业，依赖精密的劳动分工与制衡机制，倘若期望所有研究者以个体方式、业余化地承担科学传播任务，反属反常。将"建构公众科学信任"视为团队任务，意味着科学共同体需整体承担此责任，并在不同情境中设定清晰角色分工。这要求科学机构（如大学）超越低成本地驱使研究者涌入社交媒体之做法，转而投资于更精细、可能更昂贵的团队传播模式，以支持科学家在多元媒介环境中以差异化方式与多元受众沟通。此乃在当代挑战性媒介环境中维护科学与科学传播价值的最佳途径。
该论文发表于《Episte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