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ish Journal of Medical Science (1971 -)》：Objective screen time and smartphone addiction symptoms in defining risky smartphone use: A cross-sectional study of university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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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长时间及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是重要的全球性公共卫生关切，尤其在青年成人中尤为突出。目的：本研究旨在界定风险性智能手机使用（risky smartphone use）的特征轮廓，并探讨与其相关的社会人口学、环境及心理因素。方法：采用社会人口学与临床资料调查表
背景：长时间及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是重要的全球性公共卫生关切，尤其在青年成人中尤为突出。目的：本研究旨在界定风险性智能手机使用（risky smartphone use）的特征轮廓，并探讨与其相关的社会人口学、环境及心理因素。方法：采用社会人口学与临床资料调查表、智能手机成瘾量表-短版（Smartphone Addiction Scale-Short Version, SAS-SV）、正念注意觉知量表（Mindful Attention Awareness Scale, MAAS）及洞察量表（Insight Scale, IS）收集数据；每日屏幕使用时间取自受试者智能手机自带的屏幕时间记录；风险性使用定义为每日屏幕时间≥6小时和/或SAS-SV评分高于划界值。结果：共纳入297名大学生。按屏幕时间与SAS-SV评分分组比较显示，性别、专业、首次拥有智能手机年龄及屏幕时间估算准确度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高SAS-SV组住校率更高，低SAS-SV组与家人同住比例更高（p＝0.020）。多变量模型中，年龄（p＜0.001）及MAAS总分（p＜0.001）独立且反向预测归属风险使用组。风险使用组中照片及视频分享类应用程序使用率更高。结论：较年轻年龄及较低正念水平是风险性智能手机使用的主要决定因素；洞察力未必独立预测风险，而可能反映个体对自身行为的感知与报告方式。未来研究应采用整合使用时长、心理特征及情境因素的整体模型。
论文解读：《Objective screen time and smartphone addiction symptoms in defining risky smartphone use: A cross-sectional study of university students》发表于《Irish Journal of Medical Science(1971 -)》
研究背景与意义
当前全球智能手机普及率极高，但过度及问题性使用（problematic smartphone use）已被证实与焦虑、抑郁、睡眠紊乱及学业功能受损相关。学界对"智能手机成瘾（smartphone addiction）""问题性使用""过度使用"等术语尚未形成统一界定，且多数研究仅凭受试者主观回忆估计屏幕时间（screen time），存在回忆偏倚；单纯依靠屏幕时间或仅靠自评量表均不足以全面识别问题性使用——屏幕时间反映定量强度，而SAS-SV等量表评估失控、功能损害等多维症状。此外，正念（mindfulness）与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呈负相关已有报道，但洞察（insight，即个体识别、评价自身心理过程及行为的能力）与智能手机使用模式的关系尚不清楚。因此，研究人员同时采集客观屏幕时间及自评成瘾量表评分，结合正念与洞察测评，定义复合的"风险性智能手机使用（risky use）"概念，以阐明高强度使用与问题性使用的共性与差异，并探查其社会人口学、环境及心理预测因子。
关键研究方法简述
研究人员于土耳其某大学采用横断面设计，纳入297名≥18岁、无严重精神疾病史、自愿参与的大学生。排除器质性精神障碍、精神分裂症谱系及双相障碍者。通过自制社会人口学问卷收集年龄、性别、首次拥有手机年龄、估算使用时间及最常使用应用类型；采用智能手机成瘾量表-短版（SAS-SV，男性划界值≥31，女性≥33）评估问题性使用；采用正念注意觉知量表（MAAS，15题6点Likert，高分代表高特质正念）评估正念；采用洞察量表（Insight Scale, IS，20题5点Likert，含整体观holistic perspective、自我接纳self-acceptance、自我理解self-understanding三个维度，部分条目反向计分，高分代表高洞察）评估自我认知洞察力；每日屏幕时间由受试者现场从手机设置中调取系统记录的周平均日屏幕时间。风险性使用定义为每日屏幕时间≥6 h 和/或 SAS-SV评分达及以上划界值。组间比较用χ2检验、t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风险使用组的独立预测因子，显著性水准α＝0.05。
研究结果
参与者基本特征
297名大学生（女180人，男117人），平均龄23.58±5.04岁；60.6%首次拥有手机年龄为11–15岁。最常使用应用类型为照片分享类（33.0%）、即时通讯类（27.6%）、视频分享类（20.5%）。按日屏幕时间分布：37.7%为4–6 h，22.6%为2–4 h，22.6%为6–8 h，8.1%为8–10 h，7.1%为0–2 h。
按屏幕时间（＜6 h vs. ≥6 h）分组比较
两组在性别、专业、居住方式、首次拥有手机年龄、屏幕时间估算准确度上无显著差异。最常使用平台类型差异显著（p＝0.016）：＜6 h组更多使用照片分享应用，≥6 h组更多使用视频分享应用。MAAS总分＜6 h组高于≥6 h组（中位50[26–68] vs. 46[21–71]，p＜0.001）。IS子维度中＜6 h组整体观（p＝0.039）及自我理解（p＝0.026）更高，而自我接纳维度≥6 h组更高（p＜0.001），IS总分无组间差异。
按SAS?SV划界值（＜cutoff vs. ≥cutoff）分组比较
两组性别、专业、首次拥有手机年龄、屏幕时间估算准确度无显著差异。居住方式差异显著（p＝0.020）：高SAS?SV组住校率更高（31.3% vs. 15.3%），低SAS?SV组与家人同住更多（46.7% vs. 33.8%）。最常使用应用类型差异极显著（p＜0.001）：低于划界组多用通讯应用，高于划界组多用照片及视频分享应用。高SAS?SV组年龄更小（中位23[18–35] vs. 25[18–36]，p＝0.002），MAAS总分更低（中位45[26–70] vs. 53[21–71]，p＜0.001）；自我接纳（p＜0.001）及IS总分（p＜0.001）高SAS?SV组更高；整体观与自我理解子维度无组间差异。
相关分析（Spearman）
SAS?SV评分与MAAS呈中度负相关（rs＝?0.570，p＜0.01），与自我接纳（rs＝0.397）及IS总分（rs＝0.252）正相关。MAAS与自我接纳（rs＝?0.462）及IS总分（rs＝?0.241）负相关。年龄与SAS?SV及自我接纳负相关，与MAAS弱正相关（rs＝0.119，p＝0.041）。
二元Logistic回归预测风险使用组
模型显著（Omnibus χ2＝79.478，p＜0.001），Nagelkerke R2＝0.321，分类准确率74.1%。年龄（B＝?0.107，OR＝0.899，p＜0.001）与MAAS总分（B＝?0.117，OR＝0.890，p＜0.001）独立且反向预测风险使用组归属——即越年轻、正念越低，风险使用概率越高。性别、最常使用应用类型、IS总分、居住方式、专业、首次拥有手机年龄均未进入最终模型（p＞0.05）。
讨论与结论总结
讨论指出屏幕时间与问题性使用属不同构念，单纯时长或量表单独使用均有局限；正念是风险使用最强心理相关因素，且与问题性症状关联强于与纯粹时长的关联；IS与SAS?SV的正相关可能反映高洞察个体更清楚识别并如实报告自身问题行为，而非洞察直接导致问题使用——IS在多变量模型中非独立预测因子支持此解释；年轻者风险高可能与冲动控制?奖赏敏感性发育不平衡有关；住校（脱离家庭监管及支持）关联问题性使用模式而非单纯时长，或与孤独、适应压力下的情绪调节及回避性应对有关；照片/视频分享应用关联高SAS?SV组，长视频平台关联高屏幕时间组，提示不同平台诱发不同行为模式。研究承认横断面设计无法推断因果、样本限于大学生、屏幕时间为受试者介导读取而非完全独立客观监测、风险使用为研究自定义复合分类等局限。
结论（翻译）
本研究表明大学生风险性智能手机使用与较年轻年龄及较低正念注意觉知水平（mindfulness）相关，这凸显了正念取向干预在风险性智能手机使用预防与干预中的潜在价值。相反，洞察（insight）更多作为影响自评报告方式的次级变量发挥作用，且在各组间呈异质性分布。居住状况及平台选择变量表明，风险性智能手机使用不仅关联使用时长，也与使用方式、场所及动因有关。综上，风险性智能手机使用系受心理特质、发展变量、社会情境及平台选择共同影响的多维概念；仅依屏幕时间或自评成瘾量表评估可能不足以反映其行为全貌，未来研究宜采用同时考察心理质性、情境因素及平台特异性模式的整体模型，而非仅依赖总屏幕时间或成瘾量表评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