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The effects of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its underestimation on physical activity: evidence from China
编辑推荐：
背景(Background)：提升身体活动(physical activity, PA)水平有益于健康与福祉，有助于实现全球非传染性疾病防控目标及多项可持续发展目标。虽然客观社会经济地位(o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OSS)
背景(Background)：提升身体活动(physical activity, PA)水平有益于健康与福祉，有助于实现全球非传染性疾病防控目标及多项可持续发展目标。虽然客观社会经济地位(o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OSS)被公认为影响PA的重要因素，但关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SSS)的研究仍较有限，尤其是SSS与OSS之间差异（即主观地位低估，subjective status underestimation, SSU）所产生的影响尚待探讨。因此，研究人员考察了在中国背景下SSS、SSU与PA之间的关联。
方法(Methods)：研究人员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五期数据（N=42,442），在控制相关变量后评估SSS和SSU与PA的关联，检验潜在的行为与认知中介机制，并分析不同年龄组的异质性效应。
结果(Results)：结果表明SSS与PA呈正向关联，而SSU与PA呈负向关联。尽管SSS的效应弱于OSS，SSU仍削弱了OSS提升对PA的正向作用。行为机制方面，较高SSS与较低SSU关联更多休闲频率，较高SSS还减少加班工作；较高SSU增加兼职但不构成显著间接效应。认知机制方面，SSU通过降低社会信任(social trust)与感知公平(perceived fairness)及升高感知敌意(perceived hostility)抑制PA，SSS则仅通过降低感知敌意促进PA。异质性分析显示SSS对各年龄组PA均有促进作用且在青年（18–35岁）中最强；SSU在青年中负向预测PA，而在老年人群中呈正向关联。
结论(Conclusion)：本研究揭示了SSS与SSU对PA的关联及其中介机制，凸显主观感知的关键作用。提升人群PA水平需同时针对客观条件和主观认知机制进行干预。
论文解读：《The effects of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its underestimation on physical activity: evidence from China》发表于《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现有研究已确认客观社会经济地位（o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OSS，如收入、教育、职业）是身体活动（physical activity, PA）不平等的重要结构性决定因素，较高OSS个体通常PA参与率更高。然而，社会经济地位亦通过主观认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SSS）发挥作用，且SSS与OSS并不总是一致——二者间的偏差（主观地位低估 subjective status underestimation, SSU，即SSS低于OSS的程度的反向编码指标）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尤为突出，表现为居民普遍倾向于低估自身阶层位置。已有文献多单独考察SSS对健康行为的影响，鲜少将SSS–OSS不一致（SSU）纳入同一框架探讨其对PA的作用及其中介路径。鉴于中国文化中勤俭储蓄倾向使低SSS和高SSU者可能以过度工作替代休闲PA，研究人员利用全国代表性数据填补上述空白，明确SSS与SSU各自及联合对PA的独立影响、行为与认知中介机制及年龄异质性，为制定兼顾客观条件改善与主观认知矫正的公共健康干预提供依据。
二、主要研究方法概述
研究人员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2015、2017、2018、2021及2023年五波合并数据，剔除无效及超90岁样本后最终样本量42,442人。PA为二分类因变量（每周运动频率达"每天/每周数次"=1，否则=0）。核心自变量中SSS由受访者自评社会阶层位置（1–5分）测度；OSS以个人年收入五等分（1–5分）代表，SSU由SSS减OSS得原始偏差后标准化为1–5连续变量（值越大表示低估越强）。中介变量含行为维度（加班工作、兼职份数、年度休闲频率）与认知维度（社会信任、感知公平、感知敌意，均为1–5 Likert）。控制变量含性别、年龄、民族、婚姻状况、自评健康、是否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中共党员身份及对数年收入。实证策略为纳入年份与地区固定效应的Logistic/OLS回归，并使用Stata sgmediation命令进行Bootstrap中介检验（500次重复抽样，偏差校正置信区间），另按18–35岁、36–59岁、≥60岁分组做异质性回归及多种设定稳健性检验。
三、研究结果
描述性统计（Descriptive statistics）
样本仅35.4%达到推荐PA水平；SSS均值2.429，OSS均值2.985，平均SSS相对OSS向下偏离0.556（约18.6%低估），符合中国居民阶层认同偏低的既有发现。
实证结果（Empirical results）
回归显示：SSS系数显著为正（p<0.01），SSU系数显著为负（p<0.05），OSS亦显著为正且效应量大于SSS。说明主观感知与客观地位均独立影响PA，但SSU会削弱OSS提升带来的PA增益。此外高龄、汉族、高教育、党员、自评健康好、高收入者PA更高，已婚与PA负相关。
行为与认知机制检验（Behavioral and cognitive mechanisms）
行为路径：SSS显著降低加班概率、提升休闲频率（p<0.01）；SSU显著升高兼职份数（p<0.01）但降低休闲频率（p<0.01）。Bootstrap中介表明SSS→少加班→更多PA、SSS→更多休闲→更多PA成立；SSU→更少休闲→更少PA成立；SSU→兼职→PA间接效应不显著。
认知路径：SSS正向预测社会信任与感知公平、负向预测感知敌意（均p<0.01）；SSU反向——降信任与公平、升敌意（均p<0.01）。Bootstrap中介表明SSU经降社会信任、降感知公平、升感知敌意抑制PA均显著；SSS仅经降感知敌意促进PA显著，社会信任与感知公平路径未通过检验。
异质性分析（Heterogeneity analysis）
SSS对各年龄组PA均有促进作用，青年组（18–35岁）系数最大。SSU在青年组显著负向预测PA（p<0.01），在中年组无显著影响，在≥60岁老年组转为显著正向关联（p<0.01），提示不同年龄阶段主观低估触发不同行为响应。
稳健性检验（Robustness checks）
更换OLS估计、剔除收入控制变量后用Logit或OLS重估，SSS、SSU及OSS系数方向、显著性及大致量级保持不变，核心结论稳健。
四、讨论与结论翻译
讨论指出：SSS对PA的正向作用印证主观阶层认同超越物质资源的心理社会效应；SSU负向关联PA呼应主观高估促进健康行为的反向证据，反映相对剥夺感削弱 leisure-time PA意愿。OSS解释力强于SSS提示中国语境下设施可及性、时间与经济硬约束仍是首要障碍，但SSU可抵消OSS改善效果。行为机制中加班中介SSS效应显著而兼职不显著，可能与中国零工体力属性及样本占比低有关。认知机制呈现不对称性——负面认知资源（感知敌意）双向中介，正面认知资源（信任、公平）仅SSU侧中介显著，反映"缺失效应比充盈效应更具解释力"。年龄异质性解释为青年将PA视为机会成本高的休闲消费受SSU压制，老年人则将低成本PA作为健康维护与社交补偿策略。
结论（Conclusion）：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how SSS and SSU are associated with PA, highlighting the critical role of subjective perceptions. Enhancing population PA requires interventions targeting both objective conditions and subjective cognitive mechanisms.（本研究证实了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及主观地位低估与身体活动的关联，凸显主观感知的关键作用。提升人群身体活动水平需采取同时针对客观条件和主观认知机制的干预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