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交易背后的认知：多元森林价值导向如何塑造中国农村林地流转意愿、价格预期与流转行为

《Land Use Policy》：Cognition behind land transactions: How diverse forest value orientations shape willingness, price expectations, and forestland transfer behavior in rural China

　　

林地流转作为应对严重地块细碎化、提升经营管理效率的关键政策工具被广泛推广。然而在中国，尽管长期政策支持，实际流转率仍持续偏低。现有研究多将其归因于制度与经济障碍，但对小农户主观森林价值感知如何影响市场参与知之甚少。本研究探讨森林价值导向（Forest Value Orientations, FVOs）如何塑造小农户关于林地流转的意愿、价格预期与实际行为。FVOs定义为小农户对不同森林功能重要性的感知。利用来自中国南方多省用材林农户的家庭层面数据，探索性因子分析识别出三个不同的价值维度：生态、经济与情感—象征。研究应用二元Logit模型、Heckman两步法与Cragg双栏模型估计其对流转意愿、支付意愿（Willingness-to-Pay, WTP）、接受意愿（Willingness-to-Accept, WTA）及已实现交易的影响。结果表明，生态价值显著抑制流转意愿与参与，可能反映了生态价值型林地的公共物品属性与管理负担。相比之下，经济价值促进积极的市场参与，并通过使预期与市场基准保持一致而缩小WTA—WTP差距。情感—象征价值虽整体影响较小，但对流转意向产生正向影响，反映了其在中国临时流转安排下作为可交换私人收益的作用。研究发现强调，主观森林价值感知深刻塑造市场参与与价格形成。识别这些异质性价值导向有助于政策制定者设计更精细、价值敏感型的干预措施，以促进高效且符合文化情境的林地市场发展。

论文解读

研究背景与意义

中国集体林地确权到户后形成了大量碎片化地块，通常每块不足1.5亩（mu）⁵，政府积极推动林地流转以实现规模经营。然而，尽管政策大力推动，实际流转率依然低迷，全国调查显示仅约2%的农户经营林地被正式流转，远低于农地市场30%的流转率；另一项近期研究表明，98%的农户未曾流转林地，其中94%表示未来无意参与流转。这种持续停滞表明，仅靠政策激励和制度改革可能不足以有效刺激林地市场参与。现有解释多将低流转率归因于经济、制度与农户层面的因素：经济上，低盈利、高交易成本与流动性约束抑制参与，木材价格长期疲软降低扩规模激励，细碎地块因涉及多方主体而抬高谈判与签约成本；制度上，监管不确定性与严格审批程序阻碍交易，天然林与生态林的采伐限制及补偿不足进一步削弱潜在转入方热情；调查证据还显示多种直接原因：39%的农户认为自营收益高于流转，28%难以找到合适受让方，12%担心村集体收回土地权利，少数提及出价过低或预期未来增值。农户层面的异质性也加剧这些约束：户主年龄较大、村干部、劳动力充裕、林地禀赋丰富、非农就业较多或有林权抵押贷款经历的家庭通常更不愿转出；对林业风险感知更强或生计依赖度更高的家庭也抑制市场参与；相反，管理负担较重（如地块多且分散或生产周期较短）的家庭往往表现出更强的转出意愿。现有解释深化了对市场障碍的理解，但大多将农民视为被动、利润最大化行动者，忽视其主观感知与优先级如何影响林地相关决策。现实中，农村家庭对森林赋予多样意义：对一些人而言是创造收入、降低生计风险的生产性资产；对另一些人则是提供环境服务的生态资源，或代表家族传承与社区认同的象征空间。这些不同诠释反映为不同的森林价值导向（FVOs），即农户评估不同森林功能相对重要性的方式。FVOs不同于客观林地属性，捕捉的是个体对森林生态、经济或情感—象征维度的主观判断，进而塑造农户对流转林地所带来的收益与潜在损失的感知。由于小农户在土地市场中既可能是供给方也可能是需求方，理解森林对其的意义对于解释为何部分人参与流转而其他人回避至关重要。已有研究表明FVOs显著影响森林管理与保护行为，但关于这些主观FVOs如何影响市场参与决策，尤其是在农村林地流转背景下，尚不清楚。此外，此类主观感知的意义不仅限于标准经济计算中的偏好集合。环境社会科学中越来越多的研究主张，人们往往不仅工具性地（作为收入或生产来源）评价土地与森林，也非工具性地通过关怀、责任、归属与身份的关系来评价。关系价值（relational values）尤其强调，人们对自然的判断受其如何理解自身与地方、社区及后代之间联系的影响，而非仅由市场回报决定。在林地流转情境中，这意味着农户评估交易时不仅考虑预期租金、管理负担或市场机会，还会考虑流转是否威胁管护责任、破坏家族延续、削弱地方依恋或违背附加于林地的象征意义。此类非工具性意义对于解释为何即便制度障碍减少后市场参与仍可能较低，以及为何意愿、价格预期与实际行为并不总是一致，尤为关键。为填补上述空白，本研究检验小农户FVOs如何塑造其在林地流转中的意愿、价格预期与实际行为。基于中国农村用材林农户的家庭层面数据，研究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识别FVOs的三个维度（生态、经济与情感—象征），并运用二元Logit模型估计其对流转意愿的影响，采用Heckman两步法考察其对接受意愿（WTA）与支付意愿（WTP）的影响，采用Cragg双栏模型分析其对已实现交易的影响。结果揭示生态、经济与情感—象征价值对交易意向与价格形成具有不同甚至相反的影响。与以往强调制度和结构约束的研究不同，本研究突出主观价值导向作为市场行为关键但未被充分研究的决定因素，并构建了基于价值的行为框架以理解林地市场参与。通过将社会心理学视角融入经济分析，本研究丰富了土地市场行为文献。在实践层面，研究结果强调林地政策需要考虑农户多元价值体系，超越统一的市场激励，转向更精细、价值敏感的路径，尊重生态优先与情感依恋，尤其是针对年轻且更具环保意识的林权所有者。

研究方法

研究提出林地流转决策遵循序列认知与行为过程。FVOs预计会塑造：（1）家庭是否愿意参与流转市场；（2）家庭通过支付意愿（WTP）或接受意愿（WTA）如何评价林地；（3）实际流转多少林地及是否流转。值得注意的是，意愿并不保证行动，一个关键障碍是转出方WTP与转入方WTA之间的错配。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南方多省用材林农户的家庭层面调查。通过对所有FVO条目进行初始探索性因子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揭示了多维结构；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结果也支持三因子设定。基于载荷模式与概念一致性，识别出FVOs的三个主要维度：生态FVO（反映农户对森林环境与生态功能及服务的重视，包含空气、水等六项条目）、经济FVO（反映对森林经济产出与生计功能的重视）以及情感—象征FVO（反映对森林作为家族遗产、社区认同与情感依附对象的重视）。随后，研究人员应用二元Logit模型估计FVOs对流转意愿的影响；应用Heckman两步法处理样本选择偏差，估计FVOs对WTA与WTP的影响；应用Cragg双栏模型分析FVOs对已实现交易的影响。

研究结果

理论与假设

价值是理解个体如何感知、关联及决策生态系统（包括森林景观）的核心。在环境社会科学中，价值通常被分为持有价值（held values，指根深蒂固、抽象的指导原则）与赋值价值（assigned values，指对特定生态系统物品、服务或地点的情境性评价）。本研究明确聚焦于农户对森林的主观价值导向（FVOs）。

研究设计

如前所述，研究设计基于序列决策框架，将FVOs与流转意愿、价格预期及实际行为联系起来。

基于因子分析的三类FVOs

EFA与CFA共同支持了三因子结构。生态FVO强调森林的环境与生态功能；经济FVO强调森林的经济产出与生计功能；情感—象征FVO强调森林的情感依恋、家族传承与社区认同意义。

实证结果

结果显示，生态价值显著抑制流转意愿与参与，可能因为生态价值型林地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并伴随较高管理负担。经济价值促进积极市场参与，并通过使期望与市场基准对齐而缩小WTA—WTP差距。情感—象征价值虽整体影响较弱，但对流转意向有正向作用，表明在中国临时流转安排下，这类价值可作为可交换的私人收益。

讨论

本研究明确聚焦农户主观FVOs，识别出生态、经济与情感—象征三个维度，这与先前强调FVOs多维性质的研究一致。研究提供了从事木材生产的农村家庭对这些价值优先序的额外经验证据。

结论

利用中国农村用材林家庭的综合数据集，本研究检验了农户主观FVOs如何影响其在林地流转中的意愿、价格预期与实际行为。通过EFA识别出三种不同的FVOs：生态、经济与情感—象征。农户对经济与生态价值赋予最高重要性，而情感—象征价值相对次要。

讨论与结论总结

讨论部分指出，研究明确聚焦农户主观FVOs，识别出的三个维度与先前强调FVOs多维性质的研究一致，并提供了从事木材生产的农村家庭价值优先序的经验证据。结论部分总结称，研究利用中国农村用材林家庭数据，通过EFA识别出生态、经济与情感—象征三类FVOs，发现农户对经济与生态价值最为重视，情感—象征价值相对次要；FVOs显著影响流转意愿、价格预期与实际行为，其中生态价值抑制参与，经济价值促进参与并缩小WTA—WTP差距，情感—象征价值对流转意向有正向影响。研究强调了主观价值感知在市场参与与价格形成中的关键作用，并指出识别异质性价值导向有助于设计更精细、价值敏感的政策干预，以促进高效且符合文化情境的林地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