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Lancet Regional Health - Western Pacific》：Prevalence of dual sensory impairment in Australia: a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population-based survey of Indigenous and non-Indigenous Australians
编辑推荐：
摘要
背景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同时存在的视力损伤与听力损伤，即双重感觉障碍（Dual Sensory Impairment, DSI）患病率预计将持续上升。本项全国性调查旨在评估成人中采用客观测量获得的DSI患病率及其危险因素。
方法
研究人员在
摘要
背景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同时存在的视力损伤与听力损伤，即双重感觉障碍（Dual Sensory Impairment, DSI）患病率预计将持续上升。本项全国性调查旨在评估成人中采用客观测量获得的DSI患病率及其危险因素。
方法
研究人员在30个调查点开展了分层、多阶段随机整群抽样（stratified, multi-stage random cluster sampling）。DSI病例定义为：存在双侧视觉损伤者〔较佳眼呈现性远距离视力（visual acuity, VA）<6/12〕，并同时合并以下任一情况：任意程度双侧听力损伤〔未佩戴助听装置时较佳耳听阈>25分贝听力级（decibels hearing level, dB HL）〕，或中度及以上双侧听力损伤〔>40 dB HL，未佩戴助听装置时较佳耳〕。
结果
共有4519名年龄≥50岁的参与者接受了眼科检查，其中3573人（79.1%）同时完成了耳科检查。按年龄标化后，以任意听力损伤定义的DSI患病率为2.5%，以中度及以上听力损伤定义的DSI患病率为1.3%。对于>25 dB HL和>40 dB HL两类定义，DSI患病率自50岁组至80岁及以上组分别增加约13倍和9倍（p < 0.0001）。在原住民与非原住民参与者中，年龄增长以及无私人医疗保险均与更高的DSI发生可能性相关（针对任意听力损伤定义）。在非原住民与原住民成人中，无私人保险分别解释了DSI总疾病负担的34.0%和86.2%。在非原住民成人中，居住于偏远/极偏远地区是危险因素：比值比（odds ratio, OR）为2.87，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为1.27–5.96。
解释
澳大利亚成人DSI患病率随年龄增长而急剧上升。社会经济劣势与地理可及性不平等解释了澳大利亚相当比例的DSI疾病负担。
资金来源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卫生部；Martin Lee Centre for Innovations in Hearing Health。
本文发表于《The Lancet Regional Health - Western Pacific》，聚焦澳大利亚中老年人双重感觉障碍（Dual Sensory Impairment, DSI）的全国流行病学现状。DSI通常指视觉损伤（vision impairment, VI）与听力损伤（hearing impairment, HI）并存。既往研究表明，单一感觉受损已会显著降低个体独立生活能力、生活质量与心理健康水平，而当视觉与听觉同时受损时，其危害并非简单叠加，而是会在沟通、行动、照护依赖、社会参与及康复干预等方面造成更复杂且更严重的功能限制。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年龄相关性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及感音神经性听力下降不断增多，DSI的公共卫生意义日益突出。然而，既往关于DSI患病率的估计差异很大，原因在于研究样本、年龄范围、感觉功能测量方式及疾病定义并不一致，且原住民群体资料尤为匮乏。由于澳大利亚原住民人群已知视觉损伤负担更重，听力损伤也可能更常见，因此开展覆盖原住民与非原住民、并同时进行眼耳客观检测的全国代表性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为弥补上述知识缺口，研究人员依托澳大利亚眼耳健康调查（Australian Eye and Ear Health Survey, AEEHS），开展了首个同时评估全国眼健康与耳健康的代表性调查。研究的核心目标包括：估计50岁及以上澳大利亚成年人DSI的粗患病率与年龄标化患病率，并识别与DSI相关的人口学、结构性及医学因素。研究结果显示，DSI在澳大利亚中老年人中并不少见，而且随年龄上升呈明显陡增趋势；原住民人群在较年轻年龄段即表现出更高负担；缺乏私人医疗保险与居住偏远地区提示显著不平等。这些发现说明，DSI不仅是生物性衰老的结果，也深受社会经济条件与卫生服务可及性影响。
在方法上，研究人员采用分层、多阶段随机整群抽样，在澳大利亚各州和领地选取30个地理调查点，并通过针对原住民身份的二次分层确保原住民样本充分代表。样本来源为AEEHS全国调查队列，纳入50岁及以上原住民和非原住民澳大利亚人。所有对象接受标准化眼科检查与问卷调查，部分对象进一步完成耳科检查。视觉损伤定义为较佳眼呈现性远距离视力<6/12；听力损伤依据500、1000、2000和4000 Hz四频纯音平均听阈（pure-tone average, PTA）判定，分为>25 dB HL及>40 dB HL两类DSI定义。统计分析采用年龄标化、偏远程度校正、多变量Logistic回归、人口归因危险度（population-attributable risk, PAR）估计，以及有向无环图（directed acyclic graph, DAG）和因果中介分析。
研究结果部分可概括如下。
研究对象特征
研究共纳入4519名完成眼科检查的参与者，其中617名为原住民澳大利亚人，3902名为非原住民澳大利亚人；3573人进一步完成耳科检查。与非原住民相比，原住民参与者平均年龄更低，但教育程度较低、私人医疗保险覆盖率更低、自有住房比例更低，过去12个月接受眼科检查的比例更低；同时糖尿病、高血压、高胆固醇血症发生更多，且更常居住在区域或偏远地区。该结果说明，两类人群在社会经济与慢病负担方面存在明显结构性差异，也为后续DSI差异提供了解释背景。
双重感觉障碍的总体患病率
研究显示，以“视觉损伤+任意双侧听力损伤（>25 dB HL）”定义时，DSI粗患病率为3.3%，年龄标化患病率为2.5%；以“视觉损伤+中度及以上双侧听力损伤（>40 dB HL）”定义时，粗患病率为1.6%，年龄标化患病率为1.3%。这表明，在澳大利亚50岁及以上人群中，DSI已构成不可忽视的感觉健康负担。研究还指出，粗患病率在原住民中高于非原住民，而年龄标化后两者差异减弱，但在临床意义上仍可见原住民负担偏高。
按原住民身份分层的患病率差异
通过分层分析，研究人员发现原住民参与者在两种听损定义下的DSI粗患病率均高于非原住民。尤其在50–79岁年龄段，原住民DSI负担更为突出，提示感觉功能衰退可能更早发生。虽然年龄标化处理后统计学差异有所减弱，但在校正年龄与偏远程度后，原住民的任意DSI调整后患病率仍高于非原住民。该发现支持原住民群体存在更早起病及不成比例疾病负担的判断。
年龄与性别相关趋势
研究最突出的发现之一是DSI患病率随年龄迅速攀升。在总体人群中，>25 dB HL和>40 dB HL两类DSI患病率从50岁组到80岁及以上组分别上升约13倍和9倍，且趋势检验均具有高度统计学意义。非原住民人群中，这种年龄递增趋势尤为清晰。性别方面，男性在>25 dB HL定义下DSI患病率高于女性，但在更严重听力损伤定义下，性别差异不再明显。该结果表明，老龄化是推动DSI流行的最核心生物学因素。
DSI的独立危险因素
多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在>25 dB HL定义下，无论原住民还是非原住民，年龄增加和无私人医疗保险均与DSI更高发生可能性独立相关。对于非原住民，居住在偏远/极偏远地区也是显著危险因素，OR为2.87。对于>40 dB HL定义，非原住民人群中年龄增加和无私人保险仍是独立相关因素，而原住民中未观察到显著相关因素。整体而言，这些结果提示DSI负担不仅由年龄驱动，也与医疗资源获取能力和地理位置紧密相关。
人口归因危险度与结构性不平等
研究进一步采用PAR量化危险因素对总体DSI负担的贡献。结果显示，在>25 dB HL定义下，无私人医疗保险可解释非原住民34.0%和原住民86.2%的DSI总负担；在非原住民中，偏远地区居住可解释约9.3%的DSI负担。对于>40 dB HL定义，无私人保险可解释非原住民33.9%的DSI负担。尽管作者提醒PAR属于模型估计，不意味着单独改变保险状态即可消除相应比例病例，但这些数据仍清楚揭示，经济负担与服务可及性限制在全国DSI形成中占据重要位置。
中介分析与模型解释
为避免将多变量回归中所有系数误解为因果总效应，研究人员使用DAG和因果中介分析检验所谓“Table 2 fallacy”。结果显示，在年龄→私人保险→DSI路径中未发现显著中介效应；在糖尿病→私人保险→DSI路径中存在显著间接效应，但纳入与不纳入中介变量的模型估计变化很小，对统计学显著性和整体解释影响有限。因此，作者认为主要关联结论不存在实质性偏倚。
讨论部分指出，本研究是澳大利亚首次全国范围、同时覆盖原住民与非原住民的DSI客观测量调查，为该领域提供了最新且最具代表性的流行病学证据。研究证实，澳大利亚约每40名50岁以上成年人中就有1人存在DSI，而在80岁及以上人群中，患病率接近十分之一。与20多年前的Blue Mountains Eye Study相比，本研究年龄标化患病率较低，提示眼耳健康服务和慢性眼病治疗可能已有改善。但另一方面，原住民较年轻年龄层中DSI更高，反映其感觉健康不平等仍然突出。研究还强调，单独的视力或听力服务已不足以应对DSI人群需求，因为双重受损者更难通过一侧感觉代偿另一侧功能缺失，因而需要跨专业、整合式评估、筛查与康复服务。
研究还讨论了实践与公共卫生意义。缺乏私人医疗保险和偏远地区居住所代表的社会经济与地理障碍，可能限制听力辅助装置、白内障手术及其他预防和康复服务的及时可及性。因此，政策层面应加强基层医疗和老年照护中的视听联合筛查，扩大社区外展服务、远程医疗（telehealth）和文化安全型服务模式，尤其应优先覆盖原住民社区与边远地区。AEEHS的优势包括全国代表性抽样、充分的原住民纳入、先进的眼科与听力学检测以及同步眼耳评估；局限则包括横断面设计无法证明因果关系、不能区分先天与后天感觉损伤、以及DSI定义未覆盖双眼或双耳更复杂的功能层面。
研究结论可译为：总之，DSI是澳大利亚一项重要但长期未被充分识别的公共卫生挑战，尤以高龄人群最为突出。这项全国代表性调查弥补了既有知识空白，证实DSI患病率随年龄急剧上升，并对原住民、偏远地区居民及无私人医疗保险者造成不成比例影响。这些发现揭示了生物性老化、社会经济劣势与结构性不平等对感觉健康的叠加作用。随着人口老龄化，共存性听力与视力丧失的疾病负担将进一步加重，并扩大其对独立性、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的影响。因此，应以整合且注重公平的感觉健康照护模式应对DSI，通过联通听力与视力服务、强化服务不足社区的可及性，并在基层和老年照护中嵌入常规双重筛查，以缩小持续扩大的感觉健康差距并促进全体澳大利亚人的健康老龄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