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欧洲废弃农田再野化感知研究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Perceptions of rewilding in European abandoned agricultural lands

【字体: 时间:2026年06月06日 来源: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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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十年来,农业弃耕已成为欧洲的一种趋势,由此产生的废弃土地面临着多种土地利用变化轨迹,其中包括再野化(rewilding)过程。再野化旨在通过减少人类对景观的影响或恢复营养级复杂性来促进生态恢复。然而,再野化并非总是受到欢迎,因为它可能会挑战利益相关者对既有

  
近几十年来,农业弃耕已成为欧洲的一种趋势,由此产生的废弃土地面临着多种土地利用变化轨迹,其中包括再野化(rewilding)过程。再野化旨在通过减少人类对景观的影响或恢复营养级复杂性来促进生态恢复。然而,再野化并非总是受到欢迎,因为它可能会挑战利益相关者对既有及当前景观的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本研究对2000年至2024年间在欧洲发表的80篇文献进行了分析,并采用概念框架进行编码。研究发现,描述再野化相关偏好的文献具有异质性,再野化往往是一个隐含概念,而非涵盖相关过程的统称。促进森林自然生长(proforestation)即森林区域的再野化,在文献中鲜有涉及;尽管整个欧洲大陆均有案例研究分布,但东欧特别是喀尔巴阡山脉和波罗的海地区的农业弃耕热点区域相关研究代表性不足。相较于再野化,传统的景观管理方式往往更受青睐,尤其是农村、老年及务农群体。对再野化的不满主要源于对其潜在影响的担忧,如景观同质化以及对区域内粮食生产等经济活动的影响。文献表明,学界已就协调行动者视角与再野化目标的必要性达成共识,这需要依托利益相关者参与、信任构建及资金支持来实现。鉴于再野化过程的动态性以及知识与经验对偏好的影响,应关注感知的演变过程。
  1. 1.
    引言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已有多达120万平方公里的农业用地被废弃,这一现象在边际土地和山区尤为显著。由于农业生产利润率低下及人口结构变化,传统耕地和牧场正经历废弃,并可能转向不同的演替轨迹,包括生态修复、造林、农业维持或集约化、城市化,而最典型的是(半)自然植被的自发再生。再野化概念由Soulé和Noss于1998年提出,近年来在学术文献和政策机制中日益受到重视。再野化旨在通过促进自然过程并最小化人类对生态系统的管理来促进生态系统恢复。其形式多样:一种是弃耕后的自发植被再生,学者常将其描述为被动再野化(passive rewilding);在现有森林中,任由其发展至完全生态潜力,被称为促进森林自然生长(proforestation);另一种形式为主动再野化或营养级再野化(trophic rewilding),侧重于重新引入局部灭绝的物种。长期来看,再野化有望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水文调节、土壤与养分保护以及生态系统对干扰的恢复力。
    尽管具有潜在的生态效益,利益相关者对再野化可能产生强烈的负面情绪。首先,被动再野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农业废弃初期可能导致景观同质化和生物多样性下降,之后才会带来生态收益;同时,自发植被再生可能成为新的可燃物,增加火灾隐患。在传统文化景观中出现这些后果会威胁当地生计并改变景观美学,从而影响当地居民的地方依恋。地方依恋被定义为对有意义场所的认知情感纽带,在边际和受威胁的山区尤为强烈,能够驱动农田的持续耕作,其丧失会导致利益相关者的负面情绪。其次,当再野化涉及物种重引入时,可能引发人兽冲突,主要表现为农作物受损、家畜伤亡及人身安全威胁。
    多项研究强调了再野化偏好的异质性,这种偏好取决于再野化背景、受访者类型及其在项目中的参与程度。明确利益相关者的认知和知识有助于指导再野化策略设计,积极感知能促进公众支持,消极感知则会阻碍实施。过往关于再野化感知的研究多集中于物种主动重引入或景观变化引发的感知,对其他潜在弃耕后轨迹的感知关注较少;人兽冲突研究多聚焦于特定物种而非再野化过程,且很少结合农业弃耕背景,案例多位于欧洲以外地区。以往景观偏好综述主要关注物理特征、社会文化背景、美学方面及生态质量对偏好的驱动,尚缺乏针对再野化过程公众偏好的系统性综述,且现有案例研究是否能代表所有面临农业弃耕的欧洲区域尚不明确。因此,本系统性文献综述旨在综合当前对农业弃耕后景观管理社会偏好的理解与总体趋势,揭示现有文献在弃耕背景下的主题与地理空白,并提出有助于制定弃耕后再野化相关政策建议。
  2. 2.
    研究方法
    2.1 文献筛选
    检索字符串包含四个部分:偏好及相关术语、农业弃耕及可能的管理策略、欧洲国家以及排除非欧洲国家、医学术语等限定内容。检索在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进行,共返回1116篇文献。研究人员借助Rayyan工具依据以下标准进行筛选:研究地点位于欧洲、聚焦人类偏好、关注再野化及弃耕后管理过程、针对农业相关景观。此外,若研究涉及野生动物重引入,必须同时关注再野化和野生动物影响的偏好,而非仅针对物种本身的感知。最终纳入2000年至2024年间发表的同行评议文章,并通过滚雪球抽样法补充文献。
    2.2 编码过程与分析
    分析以案例研究为单位,若一篇论文基于不同地点展示独立的感知结果,则视为独立案例。数据收集分为四类:基本特征、景观背景、研究设计以及再野化感知。编码框架通过半迭代过程建立,初步文献分析确定了初始代码,并在分析过程中根据需要对代码进行修改或补充。除正式编码外,还记录相关描述以构建代码叙事,所有数据录入结构化数据库。
    所有案例研究由第一作者分析,第二作者对部分文章进行三角验证以确保编码一致性。计算各类别的出现率,并根据管理类型分别分析感知结果。由于许多案例涉及多种管理类型,采用比例分配法以避免结果偏差。为确保术语一致性,研究界定了再野化及其他管理类型的明确定义,包括主动再野化、被动再野化、促进森林自然生长、生态修复、生产导向型管理(含造林与林业)、传统管理等。
    2.3 概念框架
    本研究采用包含三个部分的概念框架指导编码。第一部分关注潜在的景观偏好,记录对景观构成、管理结果及管理类型的偏好,并补充记录不同管理类型的感知重要性。鉴于文献方法多样,感知重要性被广义定义为受访者对“需要再野化或管理景观”“无管理会带来负面贡献或有管理会带来正面贡献”的认同度,或通过支付意愿等指标来衡量。
    第二部分记录对再野化或其他管理类型实施的满意度,包括不满因素和对待野生动物的总体态度,涵盖实施后观察结果及预期风险与挑战。同时记录受访者类型以探寻满意度与特定利益相关者的关联,并收集提升可接受度的因素,如缓解冲突或提升项目成功率的潜在方案。
    第三部分受态度三元论(Tripartite Theory of Attitudes, TTA)和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启发,评估塑造管理类型偏好的心理因素。TTA认为态度由认知、情感和行为成分组成:认知成分指人们对景观管理结果的属性及其合意性的判断;情感成分指管理本身引发的情绪;行为成分指过往经验对态度的影响。TPB则关注主观规范(社会压力如媒体影响)和控制信念(对管理方案适宜性、管理机构能力及自身决策影响力的信念)对态度的影响。
    2.4 农业弃耕制图
    为评估再野化感知研究的代表性,研究结合现有与预测的农业弃耕数据绘制了热点地图。现有弃耕数据基于2001年至2012年的休耕频率及2000年至2018年Corine土地覆盖栅格中的绝对和相对弃耕数据;预测弃耕数据结合了2030年的弃耕风险和2040年的两种弃耕情景。将栅格数据集转换为二值尺度以突出中高度弃耕区域,并通过加权因子组合以最小化单一数据集的过度影响。将各案例研究的坐标绘制在该地图上进行分析。
  3. 3.
    研究结果
    3.1 文献概览
    欧洲的案例研究分布不均,85个案例分布于21个国家,英国和西班牙占比最高(各占17%至18%),东欧仅占9%。农业弃耕热点主要分布在英国北部、西班牙及比利牛斯山脉、阿尔卑斯山脉、波罗的海和喀尔巴阡山脉地区,案例研究与热点区域重合度较高,但在喀尔巴阡和波罗的海热点区存在明显研究空白。
    案例研究的再野化背景各异,约38%为“潜在再野化或管理”研究,多为大尺度感知调查或针对特定区域多种管理方案的偏好研究;“真实案例研究”则聚焦于已规划或正在经历再野化的特定区域。约三分之一的文献比较了多种管理选项的偏好。最常见的管理选项是主动和被动再野化,促进森林自然生长的研究最少。案例多位于镶嵌景观,其次是湿地和森林。提及的特定动物物种包括主动再野化目标物种(猞猁、河狸、野牛、狼等)、被动再野化和传统管理中的家养放牧物种(绵羊、山羊、牛等)。再野化的概念界定在不同研究中差异较大,仅有40%的文献明确提及该术语,其余多使用“废弃”“重引入”“修复”或“景观变化”等相关表述。
    研究方法多采用问卷形式,结合开放式问题与李克特量表排序,或选择实验及条件价值评估。三分之二的案例研究受访者超过50人,仅11%的案例超过1000人(多为全国性调查)。受访者主要为当地居民、土地所有者或农民,同时也涵盖了项目相关利益方(专家、公共机构人员、林务员)及外部视角(游客、学生、公众)。仅35%的案例研究采用了明确的理论框架,最常用的是Fulton等人的“价值导向”理论和Kellert的“野生动物态度九维度”理论。
    3.2 偏好分析
    景观构成与管理结果偏好方面,能够促进文化或经济效益(如支撑农业生计或身份认同)的景观最受青睐,受访者倾向于传统、历史性的开阔且“有序整洁”的景观。管理结果偏好中,改善当地经济与旅游业、教育与居民福祉最为常见。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荒野促进的提及频率相近,前者与保护自然栖息地相关,后者则与特定物种及生态系统自然调控的需求相关。
    管理类型偏好方面,与传统土地利用和文化效益偏好一致,传统管理是整体最受欢迎的景观管理选项,即使在针对被动再野化的案例中,也有半数受访者更倾向于传统管理,而仅7%的案例中被动再野化是最优选项。生态修复和主动再野化分别是第二和第三受欢迎的管理类型,且常被感知为重要选项。主动再野化偏好与促进荒野的愿望相关,生态修复则多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联。
    不满因素分析显示,传统管理的不满发生率最低,而被动再野化因弃耕后果导致的不满最高,主要表现为景观同质化、可达性降低、灌木入侵增加火灾风险以及对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主动再野化的不满主要源于野生动物影响,大型食肉动物尤其不受欢迎,但不同物种间存在差异,如猞猁比狼更易接受,野牛重引入后接受度随恐惧感降低而上升。主动再野化和生态修复因人为干预性强,行政和程序层面的不满较多。总体而言,再野化类型(不含促进森林自然生长)比其他管理类型引发了更多的不满情绪。
    受访者特征方面,主动再野化的反对者多为农民、60岁以上老年人、当地居民和猎人,支持者多为科学家、专家及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科学从业者;被动再野化的反对者主要是当地居民、农民和老年人,支持者则较少提及游客、科学家和年轻受访者。老年和农村受访者最常对再野化持负面态度,并偏好传统管理;游客和公众的偏好更多样化。
    心理因素分析中,认知成分是研究最多的因素(95%的案例),支持者通常强调自然的内在价值及生物多样性收益,反对者则认为再野化会损害生物多样性和传统土地利用。控制信念在45%的案例中被提及,多影响持负面态度的群体,表现为认为再野化不适宜且对管理机构不信任。情感成分在42%的案例中被探讨,支持者多表现出对荒野景观的兴奋或道德责任感,反对者则多感到传统生活方式丧失的悲伤或对大型食肉动物的恐惧。行为成分和主观规范的影响研究较少。
    提升可接受度的因素包括:针对不同利益相关者采取差异化的信息传播策略;关注动物福利以消除非针对动物本身的抵触;政策与财政支持(如再野化补贴可提升参与意愿,抵消失去农业补贴的损失);协作治理以克服不信任与不公正感,通过沟通、信任建设及整合利益相关者意见来提升项目成功率。
  4. 4.
    讨论
    4.1 再野化感知文献的异质性
    由于弃耕后轨迹多样且并存,本研究将生态修复、传统管理和造林纳入分析。80篇文献显示,欧洲再野化感知研究在概念框架和方法学上存在异质性。地理代表性存在空白,喀尔巴阡和波罗的海地区研究不足,这可能与后苏联国家农业弃耕出现较晚有关。文献中,营养级再野化研究通常有清晰的框架定义,而景观偏好研究往往不明确说明背后的管理含义,导致需要通过假设建立景观偏好与管理偏好的联系,且再野化的不同过程(物种重引入、自发植被再生等)常被独立研究,未统一在再野化框架下。
    再野化与其他管理过程的界限有时模糊。学术界对再野化与修复的定义存在差异,有时“修复”被用来描述再野化过程,区别常在于人类干预的程度和性质,也可能与目标生态系统及历史基线有关。森林常被“再野化”,湿地则被“修复”。两者与生产导向管理的二分法也存在细微差别,传统管理在某些情境下可被视为修复策略,传统放牧系统与再野化系统在生态功能上具有可比性。这种概念上的细微差别是文献异质性和感知差异的另一个来源。
    4.2 再野化可接受度与潜在解决方案
    综述发现,受访的老年居民或农民普遍对再野化持负面看法,他们偏好与传统生计、美学和景观构成相关的传统土地利用,认为再野化对此构成威胁。被动再野化常与增加的野火风险相关,主动再野化的反对原因主要包括对特定物种的恐惧、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及个人安全问题。被动再野化常被视为传统土地利用的对立面。由于荒野概念可能引发争议,部分研究在调查中刻意回避该术语以研究过程偏好。农民和农村受访者常感到不公正,认为野生动物和荒野被置于边缘化人群之上。他们的价值观多体现为对自然的功利主义和支配导向,偏好由人类管理的整洁景观,并对成长环境有强烈的依恋,即“在地老龄化”现象。
    这种特征解释了老年和农民受访者观点的同质性,而其他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偏好变异性可能源于背景和文化差异。游客和年轻一代可能更偏好森林景观,这与城市化和对自然性的向往有关。对再野化的积极看法可能与偏好“更自然”的管理方法有关,这也是对常依赖重型机械的生态修复的常见批评点。主动再野化的“自然性”也是影响因素,部分受访者更同意野生动物自然定殖而非人工重引入,这显示出对被动动物回归的偏好与对被动再野化形成的过渡性森林的不偏好之间存在矛盾。对人类干预程度的认知是决定偏好的关键,而生物多样性保护则是各方共同的期望。
    时间线是重要考量因素。态度并非静态,尤其在再野化这样的动态过程中。代际间存在“移动基线综合征”,即新一代对自然环境健康状态的认知基准发生偏移。现有研究多关注潜在轨迹或项目初期,长期跟踪研究匮乏。再野化结果可能需要数十年才能显现,感知会随着信息获取、学习和经验积累而演变,如野牛重引入后接受度提升。再野化产出的多变性(如既可能增加也可能抑制野火)也影响感知。监测再野化过程中的人类感知演变至关重要,现有研究多缺失感知对再野化方案的反馈机制。
    在实施再野化项目时,应充分考虑可接受度因素。实践指南强调需对项目区的社会生态背景进行全面评估,选择更具社会可行性且平衡地方社会文化与生态目标的干预措施,而非仅依据专家偏好。本综述发现,反对者的偏好更多由社会福祉、文化遗产、经济安全和景观美学驱动,而非单纯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或修复。因此,忽视这些社会文化目标的策略更易遭遇阻力。针对具体情境可采取差异化方案,如在易燃区,主动再野化可能比被动再野化更能缓解火灾风险;特定的再野化努力可带来生态旅游等新机遇。政策与财政支持是关键驱动力,可考虑为农民和土地所有者提供补偿以弥补农业补贴损失。加强协作治理、资源投入和种群管理,可降低自上而下的项目性质,减少长期冲突风险,确保措施的区域适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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