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Low modesty and feeling deprived as a man: A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 of men's rights activ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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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关于“作为男性而受到不公对待”的怨愤显著增加，男性权利行动主义者主张，相较于女性，男性正遭受不公正的不利处境。群体性相对剥夺（group-based relative deprivation, GRD）可以解释此类知觉。在一项针对美国白人男性的相关研究
近年来，关于“作为男性而受到不公对待”的怨愤显著增加，男性权利行动主义者主张，相较于女性，男性正遭受不公正的不利处境。群体性相对剥夺（group-based relative deprivation, GRD）可以解释此类知觉。在一项针对美国白人男性的相关研究（N = 195）和一项针对美国黑人与白人男性的实验研究（N = 492）中，研究人员考察了低特质谦逊是否能够解释为何部分男性会体验到群体性相对剥夺，并支持规范性与非规范性的男性权利行动主义。两项研究均显示，特质谦逊对男性权利行动主义存在显著的负向直接效应与负向间接效应。具体而言，特质谦逊负向预测对规范性和非规范性男性权利行动主义的支持，而这一效应由较低的群体性相对剥夺所中介。这些发现推进了对于人格特质如何塑造群体性不利处境知觉以及为捍卫男性权利而进行集体行动之理解。
本文发表于《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聚焦于男性权利行动主义（men's rights activism, MRA）的心理机制，核心问题是：为何并非所有男性都会认为自身性别群体在社会中受到不公对待，也并非所有男性都会支持男性权利运动。论文以群体性相对剥夺（group-based relative deprivation, GRD，即个体认为自身所属群体相较其他群体遭受不公平劣势并由此产生愤怒与怨愤）为理论枢纽，进一步引入特质谦逊（trait modesty）这一人格变量，尝试解释部分男性为何更容易将性别关系理解为“男性受损”，并进一步支持乃至意图参与男性权利行动主义。现有研究已指出，对群体不公劣势的知觉能够预测多种反动性政治态度与行为，但关于男性权利行动主义的研究仍较有限，尤其缺乏对人格因素、群体性相对剥夺与行动支持之间关联机制的系统检验。因此，开展本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补充了男性权利运动的心理学解释，也推进了结构性优势群体如何形成受剥夺知觉的理论讨论。
研究人员提出，特质谦逊较低的男性，更可能以优越感与应得感来理解自己及其所属群体在社会中的位置。当现实情境未能满足其关于男性地位、权力或待遇的预期时，这类个体更容易将之解释为针对男性群体的不公，从而形成更高水平的GRD，并对男性权利行动主义表达更高支持。论文还特别区分了两类男性权利行动主义：其一是规范性行动（normative action），即在社会制度框架内被认可的行动，如和平抗议、推动法律改革；其二是非规范性行动（non-normative action），即偏离社会规范的行动，甚至可能包括暴力、骚扰或违法行为。作者认为，这一区分有助于更精细地把握男性权利行动主义的心理基础。此外，论文还进一步考察了这一心理过程是否不仅适用于白人男性，也适用于黑人男性，从而回应既有研究过度聚焦白人男性的问题。
从研究设计看，作者通过两项研究逐步检验理论模型。研究1采用美国白人男性样本进行相关性检验；研究2则在美国白人和黑人男性中采用实验操纵与路径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考察“男性处于不利地位”的情境显著性、族裔与特质谦逊之间是否存在交互作用。总体结论表明：在两项研究中，特质谦逊均稳定地负向预测GRD，并进一步负向预测对规范性与非规范性男性权利行动主义的支持与参与意图；GRD在其中发挥显著中介作用。研究同时显示，这一机制并不限于白人男性，在黑人男性中亦可观察到类似模式。论文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将人格心理学与群际关系研究结合起来，说明男性权利行动主义并非单纯由社会结构或政治意识形态驱动，也与个体差异密切相关，尤其是与低谦逊所关联的优越感、应得感和对不公的敏感性有关。
方法概括：研究1基于Connect平台招募美国白人男性样本（最终N = 195），采用IPIP HEXACO中的10题特质谦逊量表、5题GRD量表，以及改编自ARIS的男性权利行动主义支持与意图量表，使用Mplus路径模型分析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研究2通过Cloud Research Connect招募美国白人与黑人男性（最终N = 492），设置“男性不利处境显著化”与控制条件的组间实验设计，测量同样的核心变量，并进行测量等值性检验、回归分析、多组路径分析与自助法（bootstrapping）中介效应估计。样本来源均为美国成年男性在线调查样本。
Study 1
研究1旨在对白人美国男性样本中的核心假设进行初步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特质谦逊显著负向预测GRD，也显著负向预测四类男性权利行动主义指标，即规范性支持、规范性参与意图、非规范性支持与非规范性参与意图。进一步的路径分析表明，GRD显著正向预测上述四类结果变量，并在特质谦逊与男性权利行动主义之间起显著中介作用。也就是说，谦逊水平越低，男性越容易认为“男性群体在社会中受到不公正对待”，进而越可能支持或打算参与男性权利行动。值得注意的是，GRD对规范性支持与规范性意图的预测更强，而特质谦逊对非规范性支持与非规范性意图的预测更强。这一结果提示，群体不公知觉可能更能驱动常规形式的集体行动，而人格特质可能对更激进、更偏离规范的行动倾向具有更直接的解释力。
Study 2
研究2在两个方面拓展了研究1。首先，研究人员实验性操纵“男性不利处境”的显著性，以检验当情境线索突出男性所受不利时，特质谦逊与GRD之间的关系是否会被削弱。其次，研究纳入白人和黑人美国男性，以考察该心理机制是否具有跨族裔一致性。研究首先进行了GRD量表在白人与黑人男性之间的测量等值性分析。结果支持构型等值与度量等值，但不支持完全标量等值，因此作者主要将重点放在变量关联的比较而非均值差异的直接比较上。
在回归模型中，特质谦逊显著负向预测GRD，族裔也显著预测GRD，而实验条件本身并未显著预测GRD。更关键的是，特质谦逊 × 条件、特质谦逊 × 族裔，以及特质谦逊 × 条件 × 族裔的交互项均未达到显著。这意味着先导研究中观察到的交互效应，在样本量更大、统计功效更高的正式研究中未得到重复。换言之，低谦逊与更高GRD之间的关系较为稳定，并未因“男性劣势显著化”操纵或族裔差异而发生显著改变。
随后，路径分析进一步检验了完整模型。结果表明，特质谦逊负向预测GRD，并负向预测几乎所有男性权利行动主义指标；GRD则显著正向预测四类男性权利行动主义指标。与研究1一致，特质谦逊对各结果变量存在显著直接效应与经由GRD的显著间接效应。多组分析进一步显示，在白人与黑人男性中，整体变量关系模式高度相似，支持一种跨族裔的一般性男性权利行动主义心理模型。按实验条件进行的多组路径分析则表明，不同条件下总体关系模式相近，差异主要体现在GRD与男性权利行动主义之间关联强度的变化，而非特质谦逊与GRD关系本身的改变。
General discussion
在总讨论中，作者指出，两项研究共同证明，特质谦逊较低的男性更可能将其性别群体知觉为受到不公正剥夺，并因此支持男性权利行动主义。这一发现同时适用于规范性与非规范性行动形式，说明低谦逊不仅与常规政治主张有关，也与更激进的行动倾向相关。论文由此对“男性应得感受损”（aggrieved entitlement）提供了更细化的心理学说明：并非所有男性都会体验到“男性应得权利遭侵犯”，而更可能发生在特质谦逊较低的男性身上。研究还挑战了“男性权利行动主义怨愤主要属于白人男性”的单一化理解，提示黑人男性中也可能存在相似的心理机制。
作者同时强调，黑人男性结果的解释需要结合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视角。黑人男性既属于结构性不利的族裔群体，也属于结构性优势的性别群体，因此人格特质对其“作为男性”的GRD知觉可能仍具有作用。此外，作者指出，由于GRD量表未实现完全标量等值，关于白人与黑人男性GRD均值高低的解释应保持谨慎。研究还讨论了若干局限，包括实验操纵未显著提升GRD、尚未直接比较谦逊与自恋（narcissism）等相关人格特质的独特作用、黑人男性样本仍有待进一步重复，以及研究样本均来自美国，文化背景可能限制结论外推。
研究结论翻译：本研究表明，特质谦逊水平较低的男性，更有可能认为其性别群体相较女性受到了不公正的不利对待，而这种知觉进一步预测其对捍卫男性权利之集体行动的支持。换言之，特质谦逊也可被视为一种保护性因素，能够防止男性形成群体性怨愤并动员其为所属群体采取行动。这些发现推进了对于人格特质如何塑造群体性不利处境知觉与群体动员的理解。通过整合人格心理学与性别相关相对剥夺研究的洞见，本文强调了在结构性优势群体中，个体差异与对不平等的主观解释如何共同推动集体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