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体供肝肝移植(LDLT)后肝脏再生(Liver Regeneration after Living Donor Liver Transplantation, LDLT)

《Abdominal Radiology》：Liver regeneration after living donor liver transplantation (LDLT)

　　

目的：研究人员旨在明确影响活体供肝肝移植(LDLT)供体肝脏再生及受体移植物肥大(Graft Hypertrophy)与脾脏缩小(Spleen Shrinkage)的相关因素，并评估供体与受体间肝脏再生的差异。方法与材料：纳入27例供体和27例受体，收集术前、术后即刻、术后7天及术后30天的体格测量与生化参数，计算术后2～3个月、12个月及24个月的肝脏再生率(Regeneration Rate, RR%)、再生速度(Regeneration Velocity, RV)及脾脏缩小率(Spleen Reduction Rate, SRR%)。同时计算体成分参数。结果：右半肝供体的平均RR分别为118.70%、146.33%和154.88%，平均RV分别为7.94 cm3/d、0.61 cm3/d和0.24 cm3/d；右半肝受体的平均RR分别为72.61%、68.31%和79.69%，平均RV分别为9.74 cm3/d、0.19 cm3/d和0.16 cm3/d，平均SRR分别为1.38%、11.36%和10.80%。供体再生率显著高于受体且具有统计学意义；受体再生峰值出现在术后2～3个月，供体则在12个月。供体中，移植后残肝体积及术前肝功能与再生呈负相关；受体中观察到再生与血液学及营养参数呈负相关；肝脏再生伴随脾脏体积缩小，较大的肌肉量和较好的肌质是再生的重要促进因素。结论：本研究强调肝脏再生过程复杂且多因素调控，不仅受残余肝或移植物本身影响，亦受宿主代谢环境调控。

《Abdominal Radiology》刊载论文解读：活体供肝肝移植后肝脏再生及移植物肥大与脾脏缩小的影像学与临床相关性研究

一、研究背景与立项依据

活体供肝肝移植(Living Donor Liver Transplantation, LDLT)是缓解尸体供肝短缺的重要术式，其成功依赖于供体残肝与受体移植物的再生能力。目前已知供肝者残肝可显著再生，而肝硬化受体因门静脉高压、全身炎症状态及体成分改变（如肌少症Sarcopenia）可能影响移植物肥大及脾脏回缩，但供体与受体再生模式的对比、影响再生的人体测量与体成分因素尚不完全明确。此外，移植后脾脏体积缩小反映门脉压下降及肝脏功能恢复，其与肝脏再生的并行关系及影响因素亦需进一步阐明。为此，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回顾性对照研究，对比LDLT供体与受体的肝脏再生时序特征，分析 anthropometric（人体测量）、bio-humoral（生化）及body composition（体成分，L3层面CT测算）参数对再生率(Regeneration Rate, RR%)、再生速度(Regeneration Velocity, RV)及脾脏缩小率(Spleen Reduction Rate, SRR%)的影响。该研究发表于Abdominal Radiology，为LDLT围术期评估及移植物/供体预后预测提供了影像与临床依据。

二、主要技术方法与样本

研究人员回顾性纳入2020年7月至2023年11月于Modena肝胆胰外科与肝移植中心行LDLT的27对供受体（最终右半肝23对）。供体术前行CT及钆塞酸二钠(Gd-EOB-DTPA) MR测算全肝、右/左叶体积，术后2～3、12、24个月行MR测残肝体体积并计算RR%＝[(随访残肝体体积－预估残肝体积FRLV)/FRLV]×100、RV＝体积增长量/天数；于术前平扫CT L3层面勾画感兴趣区(ROI)测算骨骼肌面积(Skeletal Muscle Area, SMA)、腰肌面积(Psoas Muscle Area, PMA)、肌衰减(Muscle Attenuation, MA)、肌内脂肪含量(Intramuscular Adipose Content, IMAC＝MA/皮下脂肪密度)、内脏/皮下/总脂肪面积(VFA/SFA/TFA)及其指数和内脏 adiposity (VSR＝VFA/SFA)。受体术前测MELD、Child–Pugh评分、脾体积，估算移植物受体重比(Graft-to-Recipient Weight Ratio, GRWR)；术后同时间点行CT测移植肝体积、脾体积，同样计算RR%、RV及SRR%＝[(术前脾体积－随访脾体积)/术前脾体积]×100，并取L3 CT测算相同体成分参数。采用简单/多重线性回归及线性混合模型分析各因素与RR%、RV、SRR%的关联。

三、研究结果

Regeneration rate（再生率）

右半肝供体RR%于2～3、12、24个月分别为118.70%、146.33%、154.88%，左半肝供体明显更低；右半肝受体分别为72.61%、68.31%、79.69%。供体再生率显著高于受体(p＜0.0001)，受体再生峰值在2～3个月而供体持续增至12个月。

Regeneration velocity（再生速度）

右半肝供体RV于2～3、12、24个月分别为7.94 cm3/d、0.61 cm3/d、0.24 cm3/d，峰值在2～3个月；右半肝受体分别为9.74 cm3/d、0.19 cm3/d、0.16 cm3/d，两组早期速度无统计学差异。

Donors（供体部分结果）

残肝体积(FRLV)与RR%随时间变化呈负相关(p＝0.005)，即残肝越小再生越强；术前ALT与RR%负相关(p＝0.026)，提示更优术前肝功能促再生。RV在12个月与骨骼肌面积(SMA)、骨骼肌指数(Skeletal Muscle Index, SMI)正相关(p＝0.002、0.005)，与IMAC负相关(p＝0.001)，与皮下脂肪HU正相关，表明较大肌肉量及较好肌质促进再生；男性12个月RV高于女性(p＝0.030)。

Recipients（受体部分结果）

RR%随时间变化与术前脾体积正相关(p＝0.01)，脾越大再生刺激可能越强；2～3个月RR%男性高于女性(p＝0.035)；12及24个月RR%与术前血红蛋白(Hb)、红细胞压积(Hct)负相关(p＝0.015、0.024)，与术前白蛋白负相关(p＝0.037)，提示低营养/贫血状态下相对更强再生应答。RV与体重(p＝0.025)、术后C反应蛋白(CRP, p＝0.0003)正相关。

Spleen reduction（脾脏缩小率）

平均SRR%于2～3、12、24个月为1.38%、11.36%、10.80%。SRR%与术前脾体积正相关(p＝0.028)，与术前/术后血小板负相关，与术后AST/ALT正相关(p＝0.003、0.005)，表明原先脾大、术后炎症状态与脾脏回缩相关；肝脏再生与脾缩并在时间上平行发生。

Comparison between donors and recipients（供体与受体比较）

供体RR%显著高于受体，再生峰值时相不同（供体12个月 vs 受体2～3个月），最终两者体积稳定于术后12个月后；所有供体12个月残肝达原全肝70%以上肥大，15例完成随访的受体中11例达预估标准肝体积70%以上肥大。GRWR与RR%、SRR%无显著相关。

四、讨论与结论总结

讨论指出残肝体积越小再生越强，印证切除范围决定再生启动强度；供体术前ALT低反映健康肝基础，利于再生，术后胆红素升高示胆汁淤积抑制再生。受体术前大脾常伴门脉高压及高血流，可能通过生长因子释放促进移植物肥大，但性别差异（男＞女早期RR%）需更大样本验证且与雌激素经典促再生作用相悖，或与样本绝经后女性及营养储备差异有关。Hb/Hct高可能降低缺氧驱动的再生需求或提示并存代谢抑制状态；高白蛋白抑再生提示代偿需求低时再生减弱。脾缩与血小板负相关的机制为术前严重脾亢 sequestrate（扣押）血小板，移植后门脉压降、脾缩、血小板回升。体成分分析显示肌量及肌质（低IMAC）与RV正相关，支持肌少性肥胖不利再生，提示术前营养康复意义。

结论（翻译）：肝脏再生受多因素影响，供体中移植后残肝体积及术前肝功能与之呈负相关；受体中与血液学及营养参数呈负相关；肝脏再生平行伴随脾脏体积缩小，二者均受受体全身状态及局部肝脾因子影响。尽管供体与受体肝实质相同，再生过程时相与程度不同——供体再生能力更强、再生曲线更渐进。肝脏再生不仅取决于残留/移植肝本身，宿主代谢环境尤为关键；本研究确认了LDLT规划中肝脏体积分析的重要性，并揭示了再生与全身代谢条件及局部肝脾因素的关联。

（注：原文未报告具体p值小数后更多位数处保留原文给出值；上标下标已按规范标记；专业术语首次出现附英文缩写或简释；去除了引文标号及图注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