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atislava Medical Journal》：Age- and Sex-Related Variability in ANA, ANCA and Other Autoantibody Positivity: A Large Tertiary Care Cohort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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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自身抗体检测被广泛用于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评估。然而，血清学结果的解读可能受到年龄和性别等人口学因素的影响。针对人口学特征与自身抗体阳性之间关系开展的大规模真实世界研究仍然有限。
方法
本项回顾性描述性研究纳入了2021年至2023年间，因疑似自身免疫
背景
自身抗体检测被广泛用于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评估。然而，血清学结果的解读可能受到年龄和性别等人口学因素的影响。针对人口学特征与自身抗体阳性之间关系开展的大规模真实世界研究仍然有限。
方法
本项回顾性描述性研究纳入了2021年至2023年间，因疑似自身免疫性或炎症性疾病而转诊至某三级医疗中心间接免疫荧光检测（IFA）实验室的成年患者（≥18岁）。每位患者仅分析首次检测结果。共纳入23,515例人口学资料完整的患者。所评估的自身抗体包括抗核抗体（ANA）、抗双链DNA抗体（anti-dsDNA）、抗线粒体抗体（AMA）、抗平滑肌抗体（ASMA）、核周型抗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p-ANCA）和胞质型ANCA（c-ANCA）。全部检测均采用标准化间接免疫荧光法完成。统计学分析采用卡方（chi-square）检验、Fisher确切检验和线性趋势关联检验（linear-by-linear association test）。
结果
在23,515例患者中，女性17,117例（72.8%），男性6,398例（27.2%），平均年龄43.6岁。可评价的阳性/阴性结果数量分别为：ANA（n=16,534）、anti-dsDNA（n=3,765）、p-ANCA（n=850）、c-ANCA（n=833）、AMA（n=820）和ASMA（n=713）。临界/可疑结果被单独记录，且不计为阳性。在修订后的表格中，每一种自身抗体参数的阴性、临界和阳性类别均以一致方式呈现。
总体而言，自身抗体阳性率在女性中高于男性。ANA和anti-dsDNA阳性与性别显著相关（p<0.05）。ANA阳性在不同年龄组间呈显著上升趋势（p<0.05）。AMA阳性与性别及年龄均显著相关，并且随年龄增长明显升高（p<0.05）。此外，p-ANCA阳性与性别也存在显著相关性（p=0.011）。
结论
在大型三级医疗中心队列中，经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到的自身抗体阳性模式显著受到年龄和性别的影响。女性患者显示出更高的阳性率，而年龄相关性升高在ANA和AMA中尤为明显。这些发现强调，在临床实践中解读自身抗体检测结果时，应重视人口学特征。
本文发表于《Bratislava Medical Journal》，研究主题聚焦于三级医疗中心真实世界就诊人群中，自身抗体阳性模式与年龄、性别之间的关系。自身抗体检测，尤其是抗核抗体（ANA）和抗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ANCA），是系统性风湿免疫性疾病、血管炎性疾病及部分自身免疫性肝病诊断与随访的重要实验室指标。然而，单纯依据“阳性”或“阴性”判读血清学结果，往往难以充分反映检测结果背后的生物学差异。既往研究提示，年龄增长、女性性别等因素可能影响ANA、anti-dsDNA及其他自身抗体的检出率，但基于大样本、真实临床转诊人群的系统评估仍相对不足。特别是在三级医疗中心，自身抗体检测并非用于普通人群筛查，而是建立在临床怀疑基础上的定向检测，因此其结果不仅受到免疫学背景影响，也与转诊路径、就诊结构和医师开单习惯有关。正因如此，开展本研究具有明确意义，即通过大规模实验室队列数据，厘清不同人口学因素对自身抗体阳性模式的影响，为临床更准确地解释免疫荧光检测结果提供依据，避免脱离临床背景的过度诊断。
研究人员采用回顾性描述性研究设计，分析了2021年至2023年间某三级教学医院间接免疫荧光检测实验室的成人受检者资料。纳入对象为因疑似自身免疫性、炎症性、系统性疾病而接受检测且人口学信息完整的患者，共23,515例，仅保留每位患者首次检测结果。研究覆盖ANA、抗双链DNA抗体（anti-dsDNA）、抗线粒体抗体（AMA）、抗平滑肌抗体（ASMA）、核周型抗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p-ANCA）与胞质型抗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c-ANCA）等项目，均采用标准化间接免疫荧光法（IFA/IIF）检测。最终研究人员发现，自身抗体阳性总体上在女性中更常见，ANA、anti-dsDNA和p-ANCA阳性与性别显著相关，AMA阳性同时受性别和年龄显著影响，且ANA与AMA阳性率均随年龄增长而上升。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结果并非提供普通人群患病率，而是展示真实临床实验室场景下的人口学分布特征，提示临床在解释自身抗体结果时，必须结合年龄、性别及临床怀疑背景综合判断。
本研究的主要技术方法包括：基于三级医疗中心实验室信息系统建立回顾性队列，纳入2021—2023年间成人转诊样本；每名患者仅保留首次检测结果，排除重复和资料不全记录；采用商业化EUROIMMUN试剂进行间接免疫荧光法（IFA/IIF）检测，其中ANA以HEp-2细胞为底物、anti-dsDNA以Crithidia luciliae为底物、AMA和ASMA以鼠组织底物检测、ANCA以乙醇固定中性粒细胞底物判定p-ANCA与c-ANCA模式；按实验室标准将结果分为阴性、临界/可疑和阳性，且临界结果不计入阳性率；统计学采用卡方检验、Fisher确切检验及线性趋势关联检验。
在研究结果部分，论文首先概述了总体检测构成及人口学特征。研究共评估23,515例成年患者，女性占72.8%，男性占27.2%，平均年龄为43.6岁。整体上，接受自身抗体检测者以女性为主，且总体自身抗体阳性率女性明显高于男性。ANA是申请最频繁的项目，提示在三级医疗环境中，ANA仍是自身免疫性疾病实验室评估的核心入口指标。研究人员据此指出，真实世界检测数据不仅反映疾病负担，也反映临床实践中的检测偏好。
在“3.1.1 Evaluation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ANCA Results and Sex”部分，研究人员通过性别与p-ANCA结果的列联分析发现，p-ANCA结果与性别之间存在统计学显著相关性（p=0.011）。女性p-ANCA阳性率高于男性。作者同时强调，这一结果应理解为基于间接免疫荧光法观察到的实验室阳性模式，而不应直接等同于疾病特异性诊断结果，因为p-ANCA模式本身存在解释学局限，且可能受到其他荧光模式的干扰。
在“3.2 Evaluation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NA Results and Sex”部分，研究显示ANA结果与性别显著相关（p<0.001）。男性ANA阳性率约为5.9%，女性约为13.5%，同时女性临界结果比例也略高。该结果表明，在临床送检队列中，女性更易出现ANA阳性。结合引言与讨论部分可知，这与系统性自身免疫病女性高发的流行病学特征相一致，也说明性别是ANA结果解释中不可忽视的基础变量。
在“3.3 Evaluation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NA Results and Age”部分，研究人员发现ANA结果与年龄组分布之间存在显著相关（p<0.001）。ANA阳性率从18–25岁组的9.0%逐渐升高，在56岁以上人群中约达14%，而阴性比例则随年龄增加而下降。该结果直接支持年龄增长与ANA检出增加相关的判断。论文讨论部分将这一现象与免疫衰老（immunosenescence）及累积性免疫刺激相联系，但并未超出观察性结果本身作因果推断。
在“3.4 Evaluation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nti-dsDNA Results and Sex”及“3.5 Test Results According to Sex Groups”部分，研究显示anti-dsDNA结果与性别显著相关（p<0.001）。女性anti-dsDNA阳性率为7.0%，明显高于男性的2.3%，而临界结果在两性中均较少。由于anti-dsDNA通常被视为系统性红斑狼疮（SLE）的重要血清学标志物，该发现与女性在相关疾病中的较高患病倾向相吻合。不过，作者明确指出，本研究中的anti-dsDNA检测并非严格限定于ANA阳性后的反射性检测，而是基于临床医师申请，因此结果反映的是常规医疗实践中的送检现实。
在“3.6 Evaluation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MA Results and Sex”部分，研究人员利用Fisher确切检验发现AMA结果与性别显著相关（p<0.001）。女性AMA阳性率高于男性，提示该抗体的检出存在明显性别差异。鉴于AMA是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等自身免疫性胆汁淤积性肝病的重要标志，此结果与相关疾病在人群中的人口学特征具有一致性。
在“3.7 Evaluation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MA Results and Age”部分，研究进一步证实AMA结果与年龄之间存在显著线性趋势关联（p<0.001）。AMA阳性率随年龄增加而逐步上升，在高龄组达到最高。该结果是全文中年龄效应最为突出的发现之一，说明AMA不仅具有性别相关性，还表现出明确的年龄累积特征。
讨论部分围绕上述发现进行了归纳。研究人员指出，在三级医疗中心转诊队列中，自身抗体检测申请及阳性结果均以女性为主，这既与多种自身免疫病的女性优势流行病学一致，也反映出临床实践中女性更易因怀疑自身免疫病而被开具相关检测。ANA作为最常用项目，其阳性率随年龄上升，提示实验室解释不应停留于简单二分类，而应重视年龄背景、临床前测概率及荧光模式。anti-dsDNA在女性中更高的阳性率，与SLE相关背景相符。p-ANCA的性别差异则需谨慎解读，因为基于IIF的ANCA模式存在与ANA荧光重叠、产生类似p-ANCA图像的可能。AMA与ASMA所反映的自身免疫性肝病相关血清学特征，也显示出明显的人口学依赖性。总体而言，作者强调，本研究反映的是实验室真实世界阳性模式，而非一般人群患病率或疾病诊断效能；结果必须在临床怀疑、检测目的和方法学限制的框架内理解。
论文同时指出了研究局限。首先，三级医疗中心送检模式受临床怀疑和转诊路径驱动，存在选择偏倚，因而不具备普通人群代表性。其次，实验室信息系统缺乏系统性的最终临床诊断与纵向结局数据，无法评估检测的诊断产出。再次，ANCA和部分anti-dsDNA结果未统一辅以抗原特异性确认实验。最后，IIF判读本身存在模式重叠与观察者差异问题。因此，本文更适合被视为基于实验室的流行病学描述，而非疾病因果推断研究。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述为：本研究表明，在大型三级医疗中心成人队列中，通过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的自身抗体结果与年龄和性别相关。女性患者的自身抗体检测申请率和阳性率更高，这一模式见于ANA、anti-dsDNA、AMA和p-ANCA等多个参数。随着年龄增长，自身抗体阳性率增加，尤其是ANA和AMA的年龄相关升高更为明显，提示免疫衰老及慢性免疫刺激可能与老年个体中自身抗体检出增加有关。anti-dsDNA与p-ANCA中观察到的性别差异说明，自身抗体阳性不仅受生物学易感性影响，也与临床表现模式、检测申请实践及实验室方法学有关。由于本研究基于临床怀疑下的送检队列，且未系统获得明确临床诊断，因此这些结果应被解释为真实世界实验室阳性模式，而不是普通人群患病率或诊断效能估计。总体而言，研究结果支持在解释基于间接免疫荧光法的自身抗体检测时，应充分考虑人口学特征及临床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