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桑尼亚莫罗戈罗市五岁以下儿童照护者对疾病的认知和就医行为：一项定性研究

《Discover Health Systems》：Perceptions of illness and health-seeking behaviour among caregivers of under-five children in Morogoro municipality, Tanzania: a qualitative study

　　

本研究调查了坦桑尼亚莫罗戈罗市五岁以下儿童照护者对疾病的认知及其就医行为。研究人员采用定性研究方法，通过12次深度访谈、2次焦点小组讨论（FGDs）和非参与式观察收集数据，以探索照护者的经历和医疗决策过程。在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ur, TPB）的指导下，定性分析显示照护者对疾病病因持有多元理解，将生物医学解释（如卫生不良和环境暴露）与文化信仰（如巫术和祖先不满）相结合。对症状严重程度的认知影响了照护者的反应，常常导致序贯治疗路径——从家庭疗法或传统治疗师开始，然后再转向生物医学服务。性别规范进一步约束了决策过程，因为男性对财务资源的权威延迟了及时医疗服务的获取。研究结果强调了生物医学知识与文化传统的共存，突显了制定文化敏感的健康政策的必要性，这些政策应将地方信仰体系纳入儿童健康干预措施中。

以下是根据论文主体内容撰写的解读文章：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全球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仍是重大公共卫生挑战，2023年估计有480万五岁以下儿童死亡，主要死于肺炎、疟疾和腹泻等可预防疾病。尽管全球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低中收入国家的结构性及文化障碍持续阻碍儿童生存，撒哈拉以南非洲占全球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的一半以上。坦桑尼亚在降低儿童死亡率方面取得进展，从2016年的每千活产67例降至2022年的43例，但地区差异显著：莫罗戈罗地区每千活产62例的死亡率远高于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SDG）3.2中2030年降至25例以下的目标。服务可及性的改善并未保证服务的利用或及时性，儿童健康结局深受照护者就医行为的影响。就医行为绝非简单，而是嵌入于认知、文化信仰、社会经济现实和性别规范的复杂网络中。例如，生物医学知识可能帮助识别发热为危险信号，但文化解释可能将惊厥归因于巫术或祖先不满，导致照护者先寻求传统治疗师而非正规医疗机构。这种“治疗多元主义”在莫罗戈罗市等城市环境中尤为突出，那里生物医学设施、药店和传统治疗师并存。性别规范进一步影响决策：女性虽主要负责儿童照护，但常缺乏寻求医疗服务的自主权，男性户主控制财务资源和最终决定权，加剧了延迟。现有研究多聚焦农村地区，对城市照护者如何在生物医学与传统框架间权衡决策的理解有限。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通过探索文化信仰、性别规范和健康知识如何影响决策，为设计文化敏感的儿童健康干预提供证据，助力SDG 3.2目标的实现。

**二、研究内容、结论与意义**

研究人员采用定性研究设计，以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ur, TPB）为框架，通过12次深度访谈、2次照护者焦点小组讨论（FGDs）和1次关键知情人（2名传统治疗师、1名社区长者、1名卫生工作者、1名宗教领袖）FGD，以及非参与式观察，探索莫罗戈罗市五岁以下儿童照护者的疾病认知和就医行为。研究发现，照护者对疾病病因持有多元理解（生物医学解释如卫生不良、环境暴露，与文化解释如巫术、祖先不满并存），对症状严重程度（如发热、呼吸困难、惊厥）的认知影响初始反应（家庭疗法、传统治疗或直接就医），性别规范（男性控制财务资源、需要配偶批准）显著延迟及时就医，且照护者对医院治疗局限性的认知（如认为超自然病因的疾病医院无效）进一步影响治疗选择。研究强调，就医行为并非仅由生物医学知识决定，而是深深嵌入文化、社会和家庭背景中，需制定文化敏感的卫生政策，整合地方信仰体系，并加强男性参与和社区层面的干预。论文发表在《Discover Health Systems》。

**三、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基于计划行为理论（TPB）设计访谈和焦点小组讨论（FGDs）指南。样本来自坦桑尼亚莫罗戈罗市，通过目的性抽样和滚雪球抽样从妇幼保健诊所、社区健康推广点和邻里网络招募照护者参与者，最终12名照护者参与深度访谈，另招募2名传统治疗师、1名社区长者、1名卫生工作者和1名宗教领袖作为关键知情人。数据收集方法包括深度访谈（IDIs）、照护者FGDs（两组各6人）、关键知情人FGD（5人）及非参与式观察。数据分析采用Braun和Clarke的六步主题分析法进行手动分析。伦理批准由坦桑尼亚圣奥古斯丁大学（SAUT）研究委员会获得。

**四、研究结果**

**4.1 对疾病病因的认知（Perceptions of illness causation）**
通过深度访谈和FGDs发现，照护者对儿童疾病原因的解释呈现多元性。部分照护者给出生物医学解释，如“下雨变冷导致肺炎”（CG01）或“玩耍后不洗手、苍蝇传播腹泻”（CG09）；另一些照护者则归因于超自然因素，如“孩子被巫术或恶灵影响，必须进行传统仪式”（FGD 02）。这表明生物医学知识与传统信仰并存，影响就医路径：相信生物医学病因的照护者更倾向及时就医，而相信超自然因素的照护者优先寻求传统治疗，可能延迟及时医疗。

**4.2 对症状严重程度的认知（Perception of symptom severity）**
照护者结合可观察的体征和文化中介解释判断严重程度。例如，CG06表示“高热且拒食/拒奶时很担心”，CG09强调“呼吸急促、眼睛上翻必须立即就医”，CG03指出“惊厥（degedege）很危险，虽怀疑由神灵引起但仍立即送医”。这表明照护者能识别发热、呼吸困难、惊厥等生物医学危险信号，但部分症状仍被赋予超自然含义。性别因素也起作用：女性照护者虽能快速识别严重症状，但常受限于财务资源或需征求丈夫同意。

**4.3 对疾病的初始反应（Initial responses to childhood illness）**
照护者的初始反应呈现策略差异。CG04描述“先使用草药或传统药物，不见好转再去诊所”，体现序贯就医行为；CG07则优先从药店买药，因“医院等待时间长”。这反映了家庭疗法、传统治疗、药店买药和正规医疗之间的选择，受文化传统、可及性和感知效率影响，可能造成延迟。

**4.4 就医决策过程（Decision-making in healthcare seeking）**
症状持续和严重程度是升级就医的关键触发因素，但性别规范和经济约束显著影响决策。CG06表示“家庭用药一两天无好转才去医院”，CG09在出现惊厥时立即就医。女性照护者常需等待丈夫提供交通费和治疗费（CG10），单亲照护者因缺乏资金而“先尝试其他方法”（CG12）。此外，长者建议优先使用传统疗法（CG04），进一步加剧延迟。决策过程高度性别化，女性承担照护责任但缺乏自主权。

**4.5 对医院治疗局限性的认知（Perceived limitations of hospital treatment）**
部分照护者认为医院对超自然病因的疾病无效，如CG03称“巫术或精灵引起的疾病只有传统治疗师能治”。CG11认为“麻疹医院药物效果不好，按祖母建议用草药”。这种选择性信任导致照护者绕过医院管理特定疾病，可能影响免疫接种和疫苗可预防疾病的有效管理。

**五、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强调，照护者的就医行为并非仅由生物医学知识决定，而是嵌入文化、社会和家庭背景中。疾病认知、症状严重程度评估、初始反应、决策过程和医院认知共同构成复杂路径。研究呼吁制定文化敏感的卫生干预措施，承认地方信仰体系，加强男性参与，提升社区卫生工作者（CHW）能力，并规范药店和药品商店从业者的培训。研究结论（翻译自原文6. Conclusion）为：这项研究表明，莫罗戈罗市的五岁以下儿童照护者运用对儿童疾病的多元理解，同时借鉴生物医学知识和传统信仰体系。许多照护者能识别发热、腹泻和咳嗽等常见症状，并将其与疟疾和呼吸道感染等生物医学疾病相关联，反映了政府健康宣传和机构健康教育的积极影响。同时，一些被认为严重或异常的疾病——尤其是惊厥和不明原因体重减轻——被归因于精神或超自然原因，促使照护者使用传统疗法或咨询传统治疗师。这些混合认知塑造了就医路径，往往导致序贯或延迟利用生物医学服务。尽管照护者承认在症状持续或恶化时正规医疗的重要性，但初始依赖家庭治疗、传统做法、经济约束、性别化的决策动态和代际影响常常延迟及时照护。这些发现强调，就医行为并非仅由生物医学知识决定，而是深深嵌入文化、社会和家庭背景中。从政策和实践角度看，研究结果突显了需要文化响应式的健康干预措施，这些措施应处理地方信仰体系，同时强化危险信号的早期识别和及时转诊至卫生机构。加强男性参与、增强社区卫生工作者能力、改善药店和药品商店从业者的监管和培训，可能有助于减少不当自我用药和就医延迟。未来研究应检查基于社区和性别包容性干预措施在改善儿童疾病及时就医方面的有效性，并探索整合传统和生物医学卫生系统的合作模式。这些努力对于降低五岁以下儿童的可预防发病率和死亡率、推进坦桑尼亚及类似环境中公平且响应性的儿童卫生系统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