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家庭在青少年精神科再入院中的作用：范围综述

《European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The role of the family in youth psychiatric readmission: a scoping review

　　

儿童与青少年在精神科住院治疗后反复入院，提示出院后阶段存在未被充分识别的问题。家庭环境是实现持续康复的一个有前景的干预靶点。然而，近期关于儿童与青少年精神科再入院预测因素的系统综述，由于概念界定与方法学差异，未能对多数家庭层面因素进行综合。为解决这一问题，研究人员依据 PRISMA-ScR 指南开展了一项范围综述，旨在：（a）综合与青少年精神科再入院相关的家庭结构变量与家庭过程变量文献；（b）识别概念与方法学上的缺口。纳入标准包括以英语或德语发表、考察家庭相关构念与住院再入院关系的原始研究和二次研究。通过多层级检索策略获得的 83 篇报告被纳入分析，其中包括 79 项实证研究、3 项研究方案和 1 项 Meta 分析综述。实证研究近年来有所增加，主要在美国开展，且大多依赖回顾性数据或病历记录数据。现有证据主要集中于结构性特征。在所考察的构念中，研究结果将再入院与结构性负担较重或照护环境受损的指标联系起来，例如机构照护或寄养照护；也与家庭精神科问题有关，例如既往或当前精神病理状态（psychopathology）；并与治疗参与度相关。相比之下，尽管特定家庭过程在成人群体中已被证实具有重要性，但有关此类过程的研究仍然稀少。研究发现支持多种家庭因素与青少年精神科再入院之间存在相关性，但也凸显了复杂关联、短期风险以及家庭过程前瞻性研究方面的不足。

Introduction

文章指出，接受精神科住院治疗的儿童与青少年中，最多约三分之一会在 1 年内再次入院，其中多数发生于出院后前 3 个月。反复住院不仅增加医疗与社会系统负担，也会给患者及其家庭造成显著心理痛苦。既有研究多聚焦于临床特征与治疗特征，但随着照护模式逐渐转向早期门诊化与社区化，出院后阶段对于预后结局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在此背景下，青少年返回的家庭环境，成为维持治疗改善效果的关键情境。本文据此提出核心目标，即系统梳理关于家庭在青少年精神科再入院中的作用的既有知识，包括与再入院相关的家庭因素，以及旨在预防再入院的家庭干预。

文中进一步强调，再入院虽常被视为照护质量不足或症状复发的指标，但在急性危机或门诊资源不足时，也可能是必要且恰当的医疗组成部分，因此必须将其置于更广泛的照护系统中理解。作者借助网络事件模型（Network Episode Model, NEM）说明，服务利用是正式照护系统、社区网络与家庭网络交互作用的结果；并结合家庭网络基础模型（Family Network-Based Model）指出，在未成年患者中，照护者具有“守门人”作用，其知识、资源与求助信念会深刻塑造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路径。基于此，家庭相关变量既体现近端家庭情境，也涵盖较远端的社会经济与行政条件。

文章采用家庭过程三元模型（Triadic Model of Family Process）作为理论框架，并扩展出结构层面。作者将可能影响再入院的家庭因素划分为四层：结构层面、家庭整体过程层面、父母层面，以及涉及儿童的二元关系层面。文章指出，相较于家庭过程对一般青少年健康结局影响的大量研究，针对精神科再入院这一特定结局的家庭过程研究明显不足。作者因此认为，有必要在该框架下对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映射。

Current study

本部分明确了研究目的与研究问题。研究旨在系统汇总儿童与青少年精神科再入院中家庭因素的现有证据，说明该领域“已知什么”以及“未来还需要什么”。研究问题分为两大部分：其一，家庭在既往接受住院精神科治疗的儿童与青少年再入院中扮演何种角色，包括哪些家庭相关结构变量与过程变量与再入院有关，以及这些发现如何嵌入更广泛的家庭系统与家庭过程理论；其二，既有研究是如何开展的，包括采用了哪些方法和证据来源，以及近十年来研究者对未来概念创新与方法学创新提出了哪些建议。作者强调，采用范围综述方法，是因为该领域当前研究较为稀疏，且不同研究在概念和方法上高度异质，难以直接进行定量整合。

Method

本研究遵循 PRISMA-ScR、PRISMA-S 与 PRISMA 指南，并在开放科学框架（Open Science Framework, OSF）上进行了预注册，体现出较强的方法透明性与开放科学实践。纳入标准依据（S）PCC 框架制定，包括研究类型、研究对象、核心概念与研究情境。研究类型方面，纳入定量、定性、混合方法原始研究以及系统性研究综述，也包括学位论文与其他灰色文献；排除会议摘要、低于博士层级的资格论文与非实证性概念论文。研究对象为首次数据收集时年龄低于 20 岁、且在研究前或研究期间接受过精神卫生机构住院治疗的个体。

在概念界定上，纳入研究须考察家庭干预，或家庭相关构念。相关构念包括家庭或照护背景的结构变量，如照护安排、家庭形式、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SES）与少数族裔身份；也包括家庭过程变量，即家庭整体层面、父母层面与亲子/同胞二元关系层面的过程。研究情境要求这些变量与精神卫生机构再入院结局相关，再入院被定义为前次出院后任意时间点至少 1 夜的再次住院。

检索策略采用多层级方案，包括 PubMed、PsycInfo、Scopus、Web of Science、ProQuest Dissertations & Theses Global 以及 Google Scholar 等数据库检索，同时辅以引文追踪、作者发表清单与邮件列表征询。数据提取采用双人独立编码，并记录研究特征、样本特征、概念信息、结果、局限与建议等。由于范围综述重在描述性整合，作者未对纳入研究实施正式偏倚风险评估，但提取了原研究报告的局限性。结果综合方面，作者结合叙述性总结、图示化呈现以及按研究问题组织的证据汇总，对家庭结构变量、家庭过程变量与家庭干预进行了分层分析。

Results

在文献筛选后，最终纳入 83 篇报告，包括 79 项实证研究、3 项研究方案和 1 项 Meta 分析综述。纳入的实证研究发表于 1976 至 2025 年之间，近年增长明显，尤其是 2010 年后。绝大多数为定量研究，样本量差异极大；研究主要来自美国，其次为澳大利亚与加拿大，其他国家所占比例较小，显示研究地域分布明显不均衡。

在“家庭对青少年精神科再入院作用”的证据方面，非干预性研究结果远多于干预性结果。其中，结构性家庭特征是最常见的研究重点，主要涉及种族/族裔、社会经济地位、照护安排与出院去向。结果显示，少数族裔背景与较低 SES 与再入院风险之间存在一定关联，但方向并不稳定；照护安排中，缺失一方或双方生物学父母的总体模式与再入院关系并不一致，但某些特定安排，如寄养、机构照护、收养或单亲家庭，更常表现出与再入院的正向联系。关于出院去向，回归家庭照护通常与较低再入院风险相关。

家庭过程变量方面，研究数量明显少于结构变量。家庭整体层面中，家庭精神病史、家庭功能、家庭支持和广义家庭风险指标最常被考察。结果提示，家庭精神障碍史与较高再入院率存在一定联系；较高家庭功能和较好的支持在部分研究中表现出保护作用，但并非稳定一致。父母层面中，父母精神病理状态与青少年再入院风险存在一定关联；照护者负担的研究结果则较为不一致，可能与其概念化方式不同有关。涉及治疗的照护者因素中，照护者参与治疗和对诊断的接受在个别研究中与较低再入院风险相关。

在亲子二元过程层面，某些失调性教养方式，如体罚和放任型教养，与较高再入院风险相关。虐待、亲子冲突与高情绪表达（expressed emotion, EE）等变量的研究结果则较为混杂，方向不完全一致，且相关研究总体很少。关于同胞关系，仅见极少数研究，未发现稳定关联。

家庭干预方面，针对家庭整体或明确纳入家庭成分的治疗项目，在一半左右的结果中显示可降低再入院率，尤其是在 6 个月及以上的较长随访期内。较有支持证据的多来自进食障碍患者的家庭治疗研究。单纯面向照护者的干预总体上对降低再入院效果有限。针对居住安排问题的干预在短期与较长期随访中均显示出积极作用。部分出院后家庭支持项目结果不一致，但个案管理与育儿支持相结合的模式在高风险人群中表现出一定潜力。

定性研究补充揭示了再入院经验中的关键家庭情境，包括关系失调、忽视、缺乏结构、攻击与暴力、缺乏信任等。患者多将压力性家庭环境视为出院后主要挑战及再次住院的重要原因。照护者则更强调住院治疗未能满足其对孩子回家的期待，希望获得超越急性稳定化的更全面照护。部分研究还发现，临床医生比照护者更常将再入院归因于社会与家庭环境。

RQ 2: Previous research practice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future

关于研究实践，作者发现既有研究最常使用病历或行政记录数据，访谈、干预研究与问卷调查所占比例相对较低，观察法极少。家庭变量的数据来源以行政数据最常见，其次才是家庭成员、临床医生与患者报告。这导致可获得的信息更偏向结构性指标，而较难深入捕捉家庭互动过程。研究设计上，回顾性研究占绝对多数，前瞻性研究数量有限，且近二十年来增长并不明显。时间窗方面，非干预研究主要考察 6 个月及以上的较长期再入院，而短期再入院研究相对不足。

在原始研究报告的局限与建议中，最常见的问题是未测量的重要变量，包括症状严重度、治疗依从性、服务可及性、保险状态以及照护者负担、父母心理健康和社区社会经济背景等。样本偏倚、样本量不足、再入院记录不完整，以及家庭变量测量质量不佳，也被频繁提及。由于许多研究依赖单机构或区域性记录，一部分再入院事件可能未被捕捉，进而影响发生率估计与预测因素效应判断。方法学上，回顾性、非对照、非随机设计限制了因果推断。

对于未来方向，作者总结出若干重点：其一，应扩大数据规模与来源，结合健康登记数据、常规数据、多中心和跨区域研究；其二，应加强前瞻性设计、随机对照设计，以及采用潜在类别分析、轨迹增长模型与机器学习等更先进的统计方法；其三，应更充分考察出院后因素，特别是社区因素与照护者因素，并深入研究社会不平等、共病、卫生服务可及性及后续照护的作用；其四，应加强对患者及其家庭住院与转衔经历的理解，以促进临床路径优化、预测工具开发和个体化干预实施。

Discussion

讨论部分指出，本综述表明，家庭层面的研究在近年持续增长，且多种家庭因素均可能与青少年精神科再入院有关，但其作用机制复杂、研究间可比性较差。总体来看，结构性负担较重或破裂的照护环境，如不稳定家庭、机构照护或寄养环境，更可能对应较高再入院风险。社会经济与少数族裔相关结果方向不一，提示其与再入院之间的关系可能受到医疗资源分布、污名化、歧视以及住院服务获取障碍等多重因素调节。

相较于结构变量，家庭过程变量研究明显不足，这主要反映了现有研究过度依赖常规数据，而这些数据难以捕捉近端家庭互动过程。尽管一些广义家庭风险指标可预测再入院，但高家庭功能和支持的保护效应并不稳定，说明家庭功能更可能与其他结构和过程因素共同作用，而非孤立发挥影响。亲子层面的失调教养方式与再入院相关，这与其在儿童发展与症状维持中的风险作用一致；但亲子关系失调、虐待等变量的结果方向混杂，可能与照护者对服务使用的“守门人”作用有关，即问题性亲子关系不仅影响临床需要，也影响求助行为本身。

在父母层面，父母精神病理与照护者负担值得重点关注。特别是客观负担与主观负担可能产生不同影响：客观负担可能反映资源紧张并提高再入院风险，而较高主观负担有时可能促进照护者更积极参与治疗。家庭干预方面，进食障碍领域的家庭治疗显示出较强的长期预防再入院潜力，但其他诊断类别证据仍然薄弱。定性研究则提示，家庭与临床之间对再入院原因的理解存在落差，因此需要通过积极纳入照护者、设定现实期望并强化医院到家庭的过渡支持来缩小这一差距。

作者还总结了原始研究与本综述自身的局限，包括语言限制、对多重关联结果的计数方式、对“有意义关联”的界定方式，以及双变量与多变量结果混合综合可能带来的比较偏差。尽管如此，本文仍为该领域提供了较系统的知识图谱。

Conclusion

结论指出，青少年精神科住院后家庭因素研究虽在持续发展，但在美国以外卫生系统中的前瞻性研究、以及对家庭过程的深入考察方面仍存在显著不足。总体证据支持这样一种判断：回到结构性负担较重家庭、以及人际过程受损家庭的青少年，其再入院风险可能发生不利变化。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澄清社会差异、拓展对出院后与照护者因素的考察，并评估面向家庭的干预如何有效转化为临床实践，从而降低复发、再入院并促进持续康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