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农村与城市人群的预期寿命与预期健康寿命

《GeroScience》：Expected lifespan and healthspan among rural and urban individuals in Java, Indonesia

　　

在印度尼西亚，居住在农村地区的成年人较其城市对应人群具有更长的期望寿命。除已观察到的长寿现象外，研究关注点亦逐渐转向预期寿命与预期健康寿命，因为二者可作为健康结局的预测指标。本研究考察了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农村与城市人群的预期寿命和预期健康寿命及其相关因素。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cross-sectional）Healthy Longevity（HELO）调查，通过面对面访谈和在线平台从一般人群中收集数据。研究人员采用多项Logistic回归（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分析，识别与预期寿命和预期健康寿命相关的社会人口学特征、知识与感知、人格特质、健康行为、社会支持及健康状况。

共有1,199名个体完成调查，其中农村602人，城市597人；农村样本中女性占63.5%，城市样本中女性占66.8%。农村地区年龄中位数为49岁[34–64]，城市地区为50岁[35–63]。在40–64岁人群中，68.7%的农村个体预期可活至80–99岁，而城市个体为63.9%。城市个体的预期健康寿命较短，其中42.5%的城市个体与38.9%的农村个体预期健康寿命终止于60–79岁。较高的实际年龄、认为同龄人平均寿命较长，以及对健康长寿更强的预期与价值认知，在两类地区均与更高的预期寿命和预期健康寿命相关。均衡饮食与体重监测在两组中显示出相似关联。运动、睡眠和医生检查仅与农村个体相关。较高的尽责性、神经质和外向性与农村个体较低预期相关，而较高的宜人性和尽责性在城市个体中表现出类似关联。

该文发表于《GeroScience》，聚焦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城乡人群对未来寿命长度与健康生存年限的主观预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背景在于，印度尼西亚近年来寿命持续延长，但健康寿命增长较慢，提示“活得更久”并不等同于“健康地活得更久”。与此同时，预期寿命和预期健康寿命作为个体对未来存活时间及健康状态持续时间的主观判断，已被视为影响健康行为、疾病预防、养老储备和生命历程规划的重要心理指标。然而，现有研究对预期健康寿命的证据较少，尤其缺乏城乡分层分析。爪哇岛作为印度尼西亚人口和社会经济活动高度集中的区域，城乡之间在教育、收入、卫生资源、生活方式、环境暴露及健康认知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因此有必要系统考察城乡个体在预期寿命与预期健康寿命上的差别及其关联因素。

研究人员基于Healthy Longevity（HELO） Indonesia横断面调查，对爪哇岛农村与城市成年人开展研究，比较两类人群的预期寿命、预期健康寿命及相关社会人口学、心理、行为和健康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农村个体报告的预期寿命和预期健康寿命整体上均长于同龄城市个体；在两类地区中，较高年龄、认为平均同龄人寿命更长、对健康长寿持有更高期待并赋予更高价值、均衡饮食以及定期监测体重，均与更高的预期寿命和预期健康寿命相关。农村地区中，运动、充足睡眠和常规医生检查还与更高预期相关；而在人格特质方面，农村个体中较高尽责性、神经质和外向性与较低预期相关，城市个体中则主要表现为较高宜人性和尽责性与较低预期相关。研究意义在于，该文揭示了预期寿命与预期健康寿命并非仅由客观健康水平决定，而是受到社会认知、行为模式和心理特征的共同塑造，为老龄化社会中更具情境针对性的健康教育、长寿规划与公共卫生干预提供了依据。

研究人员主要采用以下关键技术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研究，样本来自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农村和城市社区的一般成年人群，纳入18岁及以上、来自多代同堂家庭和非多代同堂家庭的参与者。采用多阶段概率抽样（multistage sampling），并结合地区Gini指数分层选择省、区、社区和家庭。数据采集以面对面访谈为主，辅以在线问卷。主要测量包括预期寿命、预期健康寿命、社会人口学变量、健康长寿相关知识与感知、Big Five Inventory 10-item（BFI–10）人格特质、健康行为、社会支持、体质指数（BMI）、慢性病、自评健康和EuroQol-5D（EQ-5D）健康相关生命质量。统计分析采用描述性统计、Mann–Whitney U检验、卡方检验及年龄调整后的多项Logistic回归，并采用Benjamin-Hochberg（BH）程序控制假发现率。

研究结果部分可概括如下。

Demographic and other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and urban individuals
共纳入1,199名参与者，其中农村602名、城市597名。两组均以女性和已婚者为主，年龄中位数相近。农村个体低教育水平比例更高，月收入偏低者比例也较高。两组多数拥有政府资助医疗保险。值得注意的是，农村个体中报告父母或祖父母寿命超过90岁的比例更高。该部分通过描述性统计表明，城乡样本在人口社会学结构和家族长寿经历方面存在基础差异，为后续解释预期寿命和预期健康寿命差异提供了背景。

Knowledge, perceptions, and personality traits of rural and urban individuals
城市个体对寿命和健康寿命概念的知晓度更高；感知年龄无显著差异，但城市个体年龄歧视（ageism）评分更高。人格特质方面，城市个体的宜人性和神经质更高。两组对健康长寿的价值认知均较高，但农村个体更高；城市个体对罹患慢性病的担忧更强，而农村个体更倾向于认为平均同龄人会活得更久。该结果说明，城乡差异不仅体现在客观社会条件上，也体现在长寿认知、风险知觉与人格构成上。

Health behaviours of rural and urban individuals
农村个体更常报告均衡饮食、充足睡眠和接种疫苗；城市个体则更常补充保健品、定期体检、监测体重、获取健康信息、讨论健康问题及使用可穿戴设备。吸烟和饮酒在城乡之间无显著差异。此部分表明，城乡人群在健康维护策略上具有不同模式，农村偏向基础生活方式，城市则更偏向医疗利用和信息化健康管理。

Social support and health status of rural and urban individuals
两组普遍表示拥有可依赖的社会支持网络。农村个体体质指数（BMI）低于城市个体，自评健康更好，焦虑问题更少。该部分说明，尽管城市地区通常被认为医疗条件较好，但样本人群在主观健康感受和部分健康状态指标上并不占优，这与其较低的预期健康寿命相互呼应。

Expected lifespan and healthspan of rural and urban individuals
未回答预期寿命或预期健康寿命问题者多为女性、教育程度较低且年龄更大，因此被排除出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在所有年龄组中，农村个体的预期寿命均高于城市个体。40–64岁组中，农村个体预期活至80–99岁者占68.7%，高于城市的63.9%；预期活至100岁及以上者在农村亦更常见。与此同时，两组的预期健康寿命均短于预期寿命，且城市个体在各年龄组中的预期健康寿命 consistently 更短，更高比例预期健康寿命终止于60–79岁。该部分直接证明了城乡之间在未来寿命和健康生存年限主观判断上的系统差异。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expected lifespan among rural and urban individuals
在农村个体中，较高实际年龄、认为平均同龄人更长寿、对健康长寿具有更高期待和更高价值认定，均与更高预期寿命相关；健康行为中的均衡饮食和充足睡眠也与更高预期寿命相关。相反，较高外向性、尽责性、神经质以及较高BMI与较低预期寿命相关。城市个体中，较高年龄、认为平均同龄人更长寿、更强的健康长寿期待和价值认定、均衡饮食及定期监测体重，与更高预期寿命相关；较高宜人性和尽责性则与较低预期寿命相关。上述关联在“预期活至100岁及以上”相对于“预期活至60–79岁”的比较中最为明显。该部分说明，预期寿命受到社会比较、动机评价、生活方式和人格因素共同影响，且城乡间影响结构并不完全一致。

Associated factors of expected healthspan among rural and urban individuals
在农村个体中，较高年龄、认为平均同龄人更长寿、更高的健康长寿期待与价值认知，均与更高预期健康寿命相关；运动、均衡饮食、规律监测体重和常规体检也与较长预期健康寿命相关。相反，拥有政府医疗保险、接种疫苗、更了解寿命定义，以及较高外向性、宜人性、尽责性和神经质，与较低预期健康寿命相关。城市个体中，较高年龄、对同龄人寿命的更高判断、更高健康长寿价值认知、均衡饮食与体重监测，同样与更高预期健康寿命相关；人格因素仅见宜人性和尽责性呈负相关。该部分提示，预期健康寿命与预期寿命虽有重叠决定因素，但在农村地区还更明显地与具体健康实践和部分制度性因素相关。

讨论部分指出，农村个体比城市同龄人报告更长的预期寿命和预期健康寿命，这一差距可能反映出社会经济状况、健康素养、家庭和社区长寿经验等多重因素的交互作用。研究同时强调，样本中不少个体对寿命的主观预期高于印度尼西亚人口生命表所反映的客观期望寿命，提示在发展中国家背景下，主观长寿预期可能存在上调倾向。研究还指出，预期寿命与预期健康寿命的高估或低估，可能影响退休时点、储蓄行为、医疗准备和长期照护规划，因此需要在成年早期就加强针对寿命与健康寿命的教育。对于人格特质与预期之间的关系，论文仅报告其城乡异质性结果，并提示其机制仍需进一步研究。研究局限包括：寿命相关问题在宗教文化语境下较难回答，导致一定比例拒答；使用的是2025年全国出生时预期寿命作为参照，未能反映年龄别寿命差异；横断面设计也限制了因果推断。

结论部分可译为：农村个体报告的预期寿命和预期健康寿命高于具有相同实际年龄的城市个体。将与预期寿命和预期健康寿命相关的社会人口学、行为、社会和心理因素纳入考虑，可能有助于促进更为现实的长寿规划，并为老龄化社会中有针对性、符合情境的公共卫生应对策略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