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ure Communications》：Dynamics of sociopolitical polarization and effects of misperception-correcting information around the 2022 Brazilian e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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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性极化（affective polarization）在相关政治群体边界存在模糊性的政治体系中研究较少。研究人员基于一项预注册（pre-registered）调查的5个波次数据进行了分析，其中包含4个面板波次（N ? 2,000-3,000），调查实施时间
情感性极化（affective polarization）在相关政治群体边界存在模糊性的政治体系中研究较少。研究人员基于一项预注册（pre-registered）调查的5个波次数据进行了分析，其中包含4个面板波次（N ? 2,000-3,000），调查实施时间覆盖2022年巴西选举之前、期间和之后。鉴于巴西政治体系的性质，研究记录了不同政治内群体（ingroup）与外群体（outgroup）组合之间的横向情感性极化（horizontal affective polarization）。这些群体包括在左右意识形态量表上自我定位的个体、消极党派者（negative partisans），以及最重要总统候选人“Lula”与“Bolsonaro”的支持者。若按第一轮投票意向分类，后一种分组方式（即lulistas与bolsonaristas）在竞选活动开始前即表现出尤为强烈的情感性极化，这种极化在整个选举过程中保持稳定，并在选后以近似对称的方式减弱。研究还表明，针对单一争议性政策上群体立场误知（misperceptions）的实验处理条件，可使情感性极化降低最多6.66个百分点（好感温度计，liking thermometer），且在某些情况下还会改变政策支持。
这篇发表于《Nature Communications》的研究聚焦于巴西这一多党高度碎片化、政党认同较弱且政治人物个人化特征显著的政治体系，考察2022年总统选举前后社会政治情感性极化（affective polarization）的动态变化，并检验“误知纠正信息”（misperception-correcting information）能否缓和群际敌意。既有研究主要集中于美国，两党制背景下内群体与外群体界定相对清晰，而巴西情境中，政党频繁更替、选民党派认同有限、反党派与反政治人物倾向并存，使情感性极化的测量与干预都更具挑战。研究因此具有双重意义：一是推进多党且群体边界模糊体系中的极化测量，二是在高张力选举环境中评估轻量化干预的实际效果。
研究人员使用5个全国代表性调查波次追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间的政治情感变化。研究特别关注不同政治群体定义下的“横向情感性极化”，即普通公民对不同政治阵营公民的情感评价差异，而非对政治精英本人的态度。研究发现，在多种群体划分方式中，以第一轮总统投票意向界定的“lulistas”和“bolsonaristas”最能捕捉到巴西当时最显著的政治对立。选前，这两组之间的内外群体好感与智能感知差距已经很大；进入正式选举阶段后，这种差距并未进一步显著扩大；而在选后，极化程度出现温和下降，且下降主要来自对外群体评价的改善，而不是对内群体偏爱的明显减弱。由此可见，选举并未如预注册假设所预期那样在临近投票时进一步推高极化，反而是高位稳定并在选后略有缓和。
在方法上，研究人员主要采用以下关键技术路径：其一，基于Netquest Brazil面板构建5波全国样本，其中第2至第5波形成纵向面板，样本配额覆盖地区、年龄、性别与家庭收入；其二，使用“好感温度计”和“感知智能”两类0–100连续量表测量内群体与外群体评价，并以其差值操作化情感性极化；其三，采用线性回归、聚类稳健标准误与受试者固定效应模型评估时间变化和随机干预效应，并辅以贝叶斯因子（Bayes factors）与等效性检验；其四，设置围绕堕胎、亚马孙零毁林、社会配额、种族配额四类争议政策的随机误知纠正实验，比较处理组与对照组在情感性极化及议题极化上的变化。
以下为论文主体结果解读。
一、Dynamics of affective polarization throughout the 2022 elections
本节讨论2022年巴西选举全周期中的情感性极化动态。研究人员将情感性极化操作化为内群体与外群体在“喜欢—不喜欢”温度计以及“感知智能”量表上的评价差值，并在5个波次中持续测量。研究覆盖选前、首轮与第二轮选举之间以及选后三个阶段。结果显示，若以Lula与Bolsonaro支持者为群体边界，选前情感性极化已处于很高水平：受访者对内群体的平均好感和智能评价显著高于外群体。这种极化总体上表现为近似对称，即双方阵营都对己方评价更高、对对方评价更低。
然而，与预注册假设“选举临近将加剧情感性极化”不同，研究并未发现从选前到选举期间出现显著上升。无论是在好感评价还是感知智能上，选举期相较选前的变化均缺乏统计支持，贝叶斯因子（Bayes factors）也更倾向支持零效应。换言之，选举并没有进一步推高本已很高的阵营情感鸿沟。
相比之下，选后阶段出现了幅度不大的极化下降。研究表明，这种下降主要由外群体评价提升驱动，即选后受访者对政治对立阵营表现出更高程度的好感与更积极的能力判断，而对内群体评价虽有小幅上升，但证据较弱。该结果说明，选举结束后，最尖锐的政治敌意有所消退，且机制更接近“外群体去污名化”，而非单纯“内群体认同弱化”。
研究还比较了其他群体定义方式，例如左右意识形态自我定位者、反Lula者与反Bolsonaro者、以及工党支持者与反工党者。结果显示，不同定义下的极化水平和动态并不一致，但整体时间变化幅度都相对有限。其中，lulistas与bolsonaristas的划分最能反映该时期巴西政治对立的核心结构。研究据此认为，在巴西这种政党体系碎片化、政治人物中心化明显的环境中，以关键总统候选人支持者作为群体边界，可能比传统政党认同或左右光谱更适合测量情感性极化。
研究还考察了两个重要情境事件。其一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期间的国家队比赛，理论上国家认同提升可能压低国内政治身份显著性；其二是2023年1月8日Bolsonaro支持者冲击国家机构事件，理论上可能再度激化群际对立。结果显示，世界杯表现与情感性极化总体无显著关联，1月8日事件前后也未观察到明确的再升高趋势。这说明，在该研究时间窗口内，选后极化缓和并未被这些事件明显逆转。
二、Treatment effects of misperception-correcting information on affective polarization
本节评估纠正群体政策立场误知的信息干预，是否能降低情感性极化。研究人员从第2波开始将受访者随机分配到对照组或不同处理组，在受访者评价lulistas和bolsonaristas之前，先呈现某一争议政策的中性介绍，要求其估计两组中支持该政策的人数比例，再向其展示来自第1波调查的真实支持比例，从而暴露其原有误知。
四项处理分别涉及：妊娠前3个月堕胎合法化、亚马孙零毁林、面向低收入群体的社会配额、面向非裔巴西人和原住民的种族配额。研究首先证明，受访者对内外群体在这些争议政策上的支持程度普遍存在明显误判，尤其倾向夸大外群体在某些道德争议议题上的极端立场。
结果显示，误知纠正信息总体上确实降低了情感性极化，而且主要是通过改善对外群体的评价实现的。最显著的处理来自堕胎议题：当受访者得知无论是lulistas还是bolsonaristas，对妊娠早期堕胎合法化的支持都没有其想象中那么高时，双方都对外群体表现出更高好感，并赋予对方更高智能评价。总体而言，该处理使好感维度上的情感性极化降低最多6.66个百分点，也显著降低了智能感知维度上的极化。
亚马孙零毁林处理也产生了显著降极化效应，特别是在感知智能维度上效果稳定。相较之下，两项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处理的效果较弱，主要表现为种族配额处理在感知智能维度上可观察到一定降极化，但证据不如前两项稳健，且在不同波次间异质性较强。总体而言，越是道德负荷高、公共讨论更频繁的争议议题，误知纠正的效果似乎越强，这一结论与论文讨论部分的解释保持一致。
三、Treatment effects of misperception-correcting information on issue polarization
本节进一步考察误知纠正是否不仅影响群际情感，也会改变受访者自身对政策的立场，即影响“议题极化”（issue polarization）。研究设计上，在受访者估计群体立场并接收纠正信息后，再次要求其报告自己对该政策的支持程度，以比较处理前后变化及不同阵营之间的差距。
结果显示，误知纠正对议题极化的影响存在但不如对情感性极化那样一致。以lulistas和bolsonaristas划分时，堕胎与亚马孙零毁林两项处理都显著降低了议题极化。具体而言，极化下降主要是因为lulistas对这两项政策的支持程度出现下调，从而缩小了与bolsonaristas之间的差距。这说明，当受访者得知己方和对方对某争议议题的真实支持格局后，部分人会重新校准自身政策立场，而这种校准并不总是朝单一方向推进“更自由”或“更保守”，而是朝着缩小群际差距的方向移动。
但对于社会配额和种族配额处理，议题极化并未稳定下降。种族配额处理甚至在两组中都观察到政策支持上升，从而未能显著减少群体间分歧；社会配额处理则整体无显著影响。由此可见，误知纠正对政策态度的影响更依赖于具体议题性质，且其机制可能不同于情感性极化的缓和。论文据此强调，纠正群体立场误知更稳定的作用在于减少外群体敌意，而非系统性重塑个体政策偏好。
四、Discussion
讨论部分首先概括了论文的两项核心贡献。第一，研究在巴西这一多党碎片化、低党派认同、高个人主义和强反党派情绪并存的政治环境中，使用多种内外群体定义，纵向追踪了情感性极化的水平与变化，弥补了美国中心研究框架在国际比较中的不足。第二，研究检验了纠正争议政策群体立场误知的轻干预方案，证明在高张力选举周期中，这类简短、低成本、可扩展的信息处理依然能够有效缓解外群体敌意。
研究对巴西情感性极化测量问题的讨论尤为重要。既有多党制测量方法常按政党得票份额对情感温度计加权，但在巴西，政党数量庞大且政治人物频繁跳党，这种方法难以直接适用。研究表明，以总统候选人支持者为核心群体定义，比单纯依赖政党标签或左右意识形态更能刻画2022年巴西政治对立。论文还指出，不同群体定义下极化程度可显著不同，因此在群体边界模糊的政治体系中，情感性极化的测量必须对具体政治语境保持敏感。
讨论部分还提出，选后极化下降可能与政治身份显著性的变化有关。研究观察到，在首轮与第二轮选举之间，亲政治人物身份最为显著，而选后这种显著性明显下降；相较之下，反政治人物身份的显著性则更稳定。虽然论文避免作强因果推断，但这一模式提示，选举期间候选人中心化动员可能强化了阵营身份，而选举结束后，这种身份动员减弱，进而带来群际敌意缓和。研究同时指出，政策意见电池在整个研究期内变化不大，因此情感性极化的选后下降并不太可能主要由意识形态立场本身的软化所中介。
在干预效果解释方面，论文强调“争议性”议题的重要性。堕胎和亚马孙毁林这类议题不仅具有鲜明的道德负荷，而且长期处于公共讨论中心，因此相关误知纠正信息可能更具诊断性与信息价值。受访者一旦意识到自己严重误判了外群体在这些问题上的真实立场，就更可能重新评估外群体的可亲近性与理性程度。论文据此提出，尽管误知纠正往往被视为只具有轻微且不稳定的效果，但在道德争议强、公共可及性高的议题上，此类干预可能展现出比既有文献更可观的作用。
论文也明确指出了局限性，包括在线调查可能导致低教育水平群体代表性不足，政策态度题更容易受社会赞许性偏差影响，样本量与面板流失限制了更细致的亚组分析，且研究设计并不用于检验长期效应或所有处理顺序效应。此外，尽管问题措辞旨在引导受访者评价普通公民群体而非政治精英，研究仍无法完全排除部分受访者在作答时联想到候选人本人。
研究结论可译为：当前研究表明，在巴西，不同政治群体定义下的情感性极化水平及其动态变化并不相同；同时，旨在纠正人们对群体在争议性政策上立场误知的信息，能够在紧张的选举时期有效缓解对外群体的敌意。研究进一步提出，挖掘某些政策议题所具有的“争议性”特征，或可为寻求轻量、简短、简单且以政策为中心的干预措施者带来一定乐观预期。更广泛而言，研究希望本项工作及其配套数据集能够推动学界更好理解：在政治归属多面化的社会中，如何评估情感性极化，以及如何在维护公民赋权选择与积极政治区分的同时，抑制选举作为民主核心制度所可能伴生的不良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