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bstance Use & Misuse》:Individual Contributions of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to Adolescent Substance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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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不良童年经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CEs)与青少年物质使用相关。然而,在控制共存ACEs后,个体ACEs的影响研究不足。方法:利用来自“未来家庭与儿童福祉研究”(Future of Families and C
背景:不良童年经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CEs)与青少年物质使用相关。然而,在控制共存ACEs后,个体ACEs的影响研究不足。方法:利用来自“未来家庭与儿童福祉研究”(Future of Families and Child Wellbeing Study, FFCWS)的纵向数据(n=3200),研究人员采用二元逻辑模型检验了11个个体ACEs(3-9岁期间:身体虐待;情绪虐待;忽视;住房不稳定;食物不安全;社区暴力;父母抑郁、问题性物质使用、亲密伴侣暴力[IPV]、监禁和死亡)与15岁时青少年吸烟、大麻使用和重度饮酒之间的关联,同时控制了社会人口学特征和共存的ACEs。结果:大麻使用与忽视(aOR=1.67, 95% CI=1.08, 2.61)和父母精神疾病(aOR=1.28, 95% CI=1.01, 1.62)相关。重度饮酒与情绪虐待相关(aOR=2.59, 95% CI=1.23, 5.48)。没有ACEs与吸烟单独相关。结论:研究结果表明,一组狭窄的ACEs可能驱动了综合ACE指数与物质使用结果之间广泛记载的关联。情绪虐待可能是青少年重度饮酒的一个特别突出的风险因素。忽视和父母精神疾病可能是青少年大麻使用的更强风险因素。研究结果为定制化干预提供了指导,并表明综合ACE指数可能错误估计青少年物质使用的风险。
**不良童年经历对青少年物质使用的个体贡献:一项纵向队列研究的解读**
**研究背景与问题**
青少年物质使用(包括大麻、吸烟和重度饮酒)是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对青少年健康和发育构成深远风险。既往研究已证实,不良童年经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CEs)是青少年物质使用的重要风险因素,且通常以综合ACE指数(累积ACEs数量)来评估风险。然而,现有文献主要关注累积效应,忽略了不同ACEs可能通过独特机制影响特定物质使用类型,且ACEs之间高度相关,单独分析某一ACE而不控制共存ACEs可能导致估计偏倚。因此,识别在控制共存ACEs后仍与青少年物质使用显著相关的个体ACEs,对于制定精准干预策略至关重要。该研究基于美国“未来家庭与儿童福祉研究”(FFCWS)的纵向数据,旨在探讨11个个体ACEs(3-9岁期间)与15岁时大麻使用、吸烟和重度饮酒之间的独立关联。
**研究内容与结论**
研究人员利用FFCWS队列(n=3200),在控制社会人口学特征和共存ACEs后,通过二元逻辑回归模型分析发现:情绪虐待(Emotional Abuse)是青少年重度饮酒的显著风险因素(aOR=2.59, 95% CI=1.23, 5.48);忽视(Neglect)和父母精神疾病(Parental Mental Illness)分别与大麻使用显著相关(aOR=1.67, 95% CI=1.08, 2.61;aOR=1.28, 95% CI=1.01, 1.62);而无一ACE与吸烟独立相关。结论表明,并非所有ACEs对物质使用的影响等同,综合ACE指数可能高估或低估特定风险,情绪虐待对重度饮酒、忽视和父母精神疾病对大麻使用具有突出预测作用。该论文发表在《Substance Use 》期刊上,为精准干预和ACE研究方法的改进提供了关键证据。
**主要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采用来自FFCWS的纵向数据(n=3200),样本涵盖1998-2000年出生于美国20个大城市的儿童,过采样未婚母亲,包含大量少数族裔和低收入家庭。关键方法包括:①在儿童3、5、9岁时通过父母报告收集11个ACEs(身体虐待、情绪虐待、忽视、住房不稳定、食物不安全、社区暴力、父母抑郁、父母问题性物质使用、父母亲密伴侣暴力[IPV]、父母监禁、父母死亡),所有ACE变量二分类(有/无);②15岁时由青少年自我报告过去一年大麻使用、过去一个月吸烟和过去一年重度饮酒(酗酒)情况;③采用二元逻辑回归模型,在控制青少年年龄、性别、种族/民族、母亲年龄、移民状态、教育水平、与父亲关系及家庭收入等协变量的同时,纳入所有11个ACEs进行同时建模,以估计每个ACE的独立效应(调整后优势比aOR及95%置信区间)。未涉及具体试剂或实验操作。
**研究结果**
- **Preliminary analysis(初步分析)**:在仅控制社会人口学特征(未控制共存ACEs)时,累积ACE指数与吸烟和大麻使用显著相关,但与重度饮酒无关;单独分析各ACE(未控制共存ACEs)时,忽视、父母问题性物质使用和父母监禁与吸烟相关,情绪虐待与重度饮酒相关,情绪虐待、忽视、父母精神疾病、父母监禁和父母IPV与大麻使用相关。
- **Main analysis(主要分析)**:在同时控制社会人口学特征和所有共存ACEs后,仅情绪虐待与重度饮酒显著关联(aOR=2.59, 95% CI=1.23, 5.48);忽视(aOR=1.67, 95% CI=1.08, 2.61)和父母精神疾病(aOR=1.28, 95% CI=1.01, 1.62)与大麻使用显著关联;无ACE与吸烟显著关联。
- **Descriptive statistics(描述性统计)**:样本中12.89%报告过去一年大麻使用,1.69%报告过去一个月吸烟,2.6%报告过去一年重度饮酒;情感虐待是最普遍的ACE(80.88%),其次是身体虐待(52.16%),父母死亡最少(3.09%);平均ACE得分为3.47(SD=1.89),报告物质使用的青少年ACE得分更高。
-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s(逻辑回归结果)**:主要分析结果同Main analysis,表明在控制共存ACEs后,仅少数ACE与特定物质使用类型独立相关。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研究发现支持了“并非所有ACEs对物质使用的影响等同”的观点:情绪虐待对重度饮酒、忽视和父母精神疾病对大麻使用具有独特预测作用,而综合ACE指数可能掩盖这些特异性关联。这一结果与部分现有研究(如Karamanos等在英国青少年中的发现)一致,但与Afifi等(在加拿大样本中几乎所有ACE均显著)存在差异,可能源于样本特征(本研究为高风险样本)、ACEs测量方式(前瞻性vs.回顾性)以及ACE数量与内容的不同。研究还强调了ACE操作化定义(二分类、阈值设定)和发育时机(未控制)对结果的影响。局限性包括样本非全国代表性、数据来自2015年(可能受队列效应影响)、物质使用报告率低于全国估计(可能存在社会期望偏倚)、ACE二分类可能丢失严重性/慢性信息等。结论部分翻译如下:
研究结论表明,情绪虐待可能是青少年重度饮酒的一个特别突出的风险因素,而忽视和父母精神疾病可能是青少年大麻使用的更强风险因素。尽管童年期任何暴力暴露都有害且可能干扰儿童发育,但研究发现提示,在评估青少年重度饮酒和大麻使用风险时,应特别关注这些ACEs。鉴于现有文献和本研究的局限性,需要利用其他样本和更全面的ACE集继续探索这些关联。尽管仍需进一步研究,但当前发现强调,并非所有ACEs对结果的影响等同,未来研究必须批判性考虑ACE操作化如何影响发现。此外,使用ACE计数来估计青少年物质使用风险的从业者可能显著低估或高估风险。当资源有限时,减少青少年饮酒的策略应考虑对经历过情绪虐待的青少年进行定制化干预,减少大麻使用的策略应考虑对经历过忽视和/或父母精神疾病的青少年进行定制化干预。相反,减少青少年吸烟的策略应考虑对经历过多重ACEs(无论具体类型)的青少年进行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