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herosclerosis plus》：Awareness and perceptions of systemic inflammation in atherosclerotic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nd chronic kidney disease: The SPARK-CVD China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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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与目的
心血管疾病（CVD）仍是中国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系统性炎症（SI）是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和慢性肾脏病（CKD）中的一种新兴风险因素。高敏C反应蛋白（hsCRP）作为预后评估指标正日益受到重视。中国SPARK-CVD调查评估了中
背景与目的
心血管疾病（CVD）仍是中国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系统性炎症（SI）是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和慢性肾脏病（CKD）中的一种新兴风险因素。高敏C反应蛋白（hsCRP）作为预后评估指标正日益受到重视。中国SPARK-CVD调查评估了中国心脏科医生和肾脏科医生对于同时患有ASCVD和CKD患者中SI及hsCRP的认知与看法。
方法
于2024年9月至12月开展了一项全国性横断面调查，覆盖中国大陆31个省份，纳入临床工作经验≥3年且每月管理≥20例同时患有ASCVD和CKD成年患者的医生。研究采用描述性统计和比较性统计方法。
结果
在1,500名受访者中，SI更多用于辅助治疗而非辅助诊断（65.2% 比 45.5%）。尽管73.3%的医生认为SI是心血管事件的关键决定因素，但仅35.2%的医生会将SI作为风险因素与患者讨论。未检测者给出的主要原因包括：预期不会影响临床决策（71.3%）、缺乏指南指引（44.0%）以及治疗手段有限（37.2%）。研究观察到hsCRP存在明显的“知识—实践”差距：29.7%的医生在非提示状态下能够主动提及hsCRP，而在提示后该比例升至87.7%；对于诊断阈值的认知差异较大。预计会为ASCVD和/或CKD患者开具秋水仙碱（colchicine）的医生不足1/4；主要障碍包括使用经验有限（55.2%）、潜在禁忌证（54.1%）以及不良反应（47.1%）。胰高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GLP-1RA）的心肾获益得到广泛认可（97.9%），其中76.5%的医生认为该获益部分归因于其抗炎作用。
结论
SI虽已得到认可，但在中国临床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尚不一致。针对性的专业教育、更加明确的指南推荐，以及关于风险分层和炎症指导治疗的进一步证据，或有助于优化ASCVD合并CKD患者的治疗路径。
该文发表于《Atherosclerosis plus》，是一项围绕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合并慢性肾脏病（CKD）患者系统性炎症（SI）临床认知现状展开的全国性调查研究。研究背景在于，尽管当前ASCVD与CKD的标准治疗不断进步，但这两类疾病仍是中国乃至全球疾病负担和死亡负担的重要来源。尤其在ASCVD与CKD共病人群中，传统危险因素控制之外仍存在显著残余风险。近年来，系统性炎症被认为是推动动脉粥样硬化形成、心血管事件发生以及肾功能恶化的重要机制之一，因此逐渐进入临床风险评估与治疗讨论的中心。高敏C反应蛋白（hsCRP）作为相对成熟且具有可及性的炎症生物标志物，已被证实与心血管风险预测和风险分层相关。然而，在中国真实世界中，临床医生对SI及hsCRP的认识程度、应用方式以及对抗炎治疗策略的态度仍缺乏系统性描述。基于此，研究人员开展了SPARK-CVD China研究，旨在评估中国心脏科与肾脏科医生对ASCVD合并CKD患者中SI作用、hsCRP检测价值及相关抗炎治疗的认知、看法和管理模式。
这项研究之所以重要，在于其直接针对临床实践中的“认知—落实”断层。既往证据已提示炎症在ASCVD和CKD进展中具有关键作用，也有部分指南提出可考虑抗炎治疗，但临床实践中是否真正将SI纳入诊疗路径、是否会主动检测hsCRP、是否会据此调整治疗，仍是未被充分回答的问题。该研究通过全国范围的横断面调查，系统呈现了医生群体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现状及其障碍来源，对未来推进指南转化、优化风险分层管理、完善心肾共病综合照护具有现实意义。
在技术方法方面，研究采用横断面、观察性、描述性、基于问卷的全国调查设计。调查时间为2024年9月9日至12月5日，覆盖中国大陆31个省份，样本来源为二级医院和三级医院的心脏科医生与肾脏科医生，共纳入1,500名符合条件的受访者。入选标准包括具有至少3年顾问级临床经验，且每月管理至少20例ASCVD合并CKD成年患者。数据由受访者通过安全在线平台直接录入，采用描述性统计、组间显著性检验、相关性分析等方法，统计软件包括SPSS 28.0.1.1和SAS 9.4，显著性水平设为双侧α=0.05。
研究结果部分可按原文小标题进行概括。
Baseline Characteristics of Physicians
研究首先描述了受访医生的基线特征。1,768名响应邀请的医生中，1,500名符合标准并完成问卷。受访者平均年龄为44.0 ± 7.1岁，男性占54.0%。从职称分布看，主任医师占21.5%，副主任医师占45.0%，主治医师占33.5%。整体临床执业年限为18.2 ± 7.3年。医生每月平均管理278 ± 174例患者，其中心脏科医生和肾脏科医生每月管理ASCVD合并CKD患者分别为40 ± 25例和61 ± 44例。该部分结果说明样本覆盖了具有较丰富临床经验、且持续接触心肾共病患者的专科医生群体，为后续认知与实践分析提供了基础。
Perception on the role and clinical usage of SI in the management of ASCVD and CKD
在SI的角色认知及临床应用方面，研究显示医生在“认同其重要性”与“实际应用”之间存在明显落差。45.5%的医生表示在诊断ASCVD合并CKD患者时会检测SI并将结果纳入决策，而在治疗阶段这一比例上升至65.2%，说明SI更多被用于治疗辅助而非诊断辅助。与此同时，40.7%的医生在诊断阶段并不检测SI，治疗阶段仍有10.1%的医生不进行相关检测。对已检测SI的医生而言，SI结果会影响ASCVD危险因素管理（79.6%）、ASCVD管理（78.0%）以及CKD管理（75.0%），提示一旦进入临床流程，炎症信息能够对管理产生实质作用。另有73.3%的医生认为SI是ASCVD合并CKD患者心血管事件的关键决定因素，70.0%的医生认可其与疾病进展和预后相关，但只有35.2%的医生会将SI作为ASCVD危险因素与患者沟通，进一步体现“高认知、低沟通、低落实”的实践缺口。对于不考虑SI检测的医生，最常见原因是认为检测结果不会改变管理策略（71.3%），其次为缺乏明确指南推荐（44.0%）和缺少可用治疗手段（37.2%）。未满足需求主要集中在对SI在ASCVD中作用的认知不足、有效治疗手段缺乏，以及缺乏评估SI的生物标志物或工具。临床实践中，按月评估SI最常见，占39.6%，其后为按季度评估，占18.8%。
hsCRP testing for assessing SI in patients with ASCVD and CKD
围绕hsCRP检测，研究揭示了更为具体的“知识—实践差距”。在不提示的开放式提问中，仅29.7%的医生能够主动提到hsCRP是SI相关实验室检测；而在给定备选项后，87.7%的医生表示会使用hsCRP评估SI。这一强烈反差表明，hsCRP虽被广泛识别，但尚未成为多数医生临床思维中的优先选项。关于阈值判断，近三分之一医生选择≥2且<3 mg/L这一范围，但总体上对于hsCRP临床界值的认识并不统一，存在较大差异，说明标准化理解仍不足。医生选择使用hsCRP的主要原因包括其广泛用于炎症诊断（38.9%）、具有经验证的临床管理效能（33.7%）以及被视为标准照护组成部分（30.4%）。不使用的主要原因则包括患者不愿意或拒绝检测（40.4%）、患者不能耐受抽血（31.7%）以及认为hsCRP不会影响临床实践（22.5%）。重要性—满意度分析进一步显示，医生最看重的是检测可及性和临床效能证据，而满意度缺口最大的是SI特异性治疗手段不足，说明检测之外，医生更关注“检测后能做什么”的治疗可操作性问题。
Perceptions of potential treatments for SI in ASCVD and CKD
在潜在抗炎治疗策略方面，研究比较了医生对秋水仙碱（colchicine）和胰高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GLP-1RA）的态度。若可获得秋水仙碱，医生平均仅会为22.1%的ASCVD合并CKD患者开具该药，对仅ASCVD患者和仅CKD患者的对应比例分别为20.8%和15.2%，整体使用意愿偏谨慎。限制其处方的主要障碍包括临床经验有限（55.2%）、潜在禁忌证（54.1%）和腹泻等不良反应（47.1%）。这表明即便低剂量秋水仙碱已在部分随机试验中显示心血管获益，但在CKD背景下，医生仍对适应证边界、安全性及实际可操作性持保留态度。相比之下，GLP-1RA的心肾获益认知度极高，97.9%的医生认可其心肾保护效应，其中76.5%进一步认为这种获益部分源于抗炎作用。对于少数不认可者，主要理由是GLP-1RA直接抗炎效应证据有限，且其心肾获益更多由其他心代谢危险因素改善所驱动。该结果提示，GLP-1RA已在临床中形成较强的获益共识，但其抗炎机制更多被理解为附加性机制，而非主要处方依据。
Discussion
讨论部分指出，本研究作为首个全国范围内刻画中国心脏科和肾脏科医生对ASCVD合并CKD患者SI认知与实践状况的研究，最核心的发现是临床上存在显著的“知识与实践脱节”。多数医生认同SI是ASCVD和CKD发生发展中的关键驱动因素，但真正落实到与患者沟通、检测炎症标志物、据此指导管理的比例明显偏低。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等传统危险因素相比，SI尚未在常规临床实践中获得同等关注。研究还指出，心脏科和肾脏科医生在SI总体态度上相近，但关注重点往往偏向各自专科结局，即心血管终点或肾脏终点，因此对于能同时改善心血管与肾脏结局的治疗策略存在现实需求。关于hsCRP，研究认为其临床应用仍多为反应性而非前瞻性，且阈值认知不统一，说明需要加强医生教育并优化风险分层框架。对于治疗层面，秋水仙碱应用审慎反映出临床对肾功能损害背景下安全性问题的担忧，而GLP-1RA则因已有较强心肾结局证据而获得广泛认可。总体而言，讨论强调应通过强化专业教育、推动指南明确表述、积累分层抗炎治疗证据以及开发更具针对性的SI治疗方式，来促进中国心肾共病患者管理路径的更新。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为：
总之，SPARK-CVD China研究提供了关于同时患有ASCVD和CKD患者中，医生对SI及当前抗炎治疗认知与实践的全国代表性概况。研究表明，管理ASCVD与CKD的医生普遍认可SI的作用，但在中国临床环境中，SI检测的认知与实际落实之间仍存在明显差距。未来，加强医生教育并优化临床指南以纳入hsCRP检测，可能成为完善和指导照护策略的重要步骤。为弥补SI治疗领域尚未满足的缺口，未来研究应聚焦于开发、验证并实施既安全又有效、适用于常规临床实践的SI靶向治疗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