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and Societal Transitions》：Non-human agency in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s: investigating multi-level relationships and materiality in mobility hubs
编辑推荐：
城市转型研究将城市系统的重新配置视为一种渐进的、增量式的过程，其中现有系统与新组件之间的新安排产生新的关系。这种对关系动态的关注要求对转型过程中的行动者（actors）和能动性（agency）给予更多关注。尽管如此，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人类能动性（human a
城市转型研究将城市系统的重新配置视为一种渐进的、增量式的过程，其中现有系统与新组件之间的新安排产生新的关系。这种对关系动态的关注要求对转型过程中的行动者（actors）和能动性（agency）给予更多关注。尽管如此，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人类能动性（human agency）。本文旨在拓展对非人类能动性（non-human agency）在塑造城市转型中作用的理解。研究人员交叉融合了可持续性转型研究中的两个视角：城市系统重构（urban system reconfiguration）与受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 ANT）启发的"转型中的生成"（transitions-in-the-making）分析。具体而言，研究人员调查了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郊区一项协作试点项目中测试流动性枢纽（mobility hubs）时所形成的行动者网络中的生态位-体制互动（niche-regime interactions）。通过定性数据，研究人员通过追踪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actants）及其在整个项目生命周期——从构想到拆除——中的相互作用来考察该行动者网络。分析表明，基于扁平本体论（flat ontology）的ANT视角能够有效揭示新兴网络中行动者和关系的多样性，并展示生态位与体制之间的多向影响。这种扁平本体论挑战了传统的能动性-结构观念，强调非人类行动者在推动行动中的作用与人类同等重要。研究结果还强调了流动性、异质性以及超越项目界限的行动者间关联密度对于更广泛治理重构的重要意义。对物质性（materiality）和铭写（inscription）的关注阐明了非人类行动者如何促进网络的发展以及跨多个生态位和体制的连接。
可持续城市转型研究长期关注技术替代与制度变革，但近年来学界逐渐认识到城市系统的重新配置并非简单的技术更迭，而是涉及多重创新、多种体制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这一认知转变促使研究人员更加关注转型过程中的行动者与能动性议题，然而既有文献对人类能动性的过度强调导致非人类因素在转型中的作用被系统性忽视。在此背景下，Styre、Smeds与H?jer发表于《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and Societal Transitions》的研究通过交叉融合城市系统重构视角与ANT启发的"转型中的生成"分析路径，以瑞典斯德哥尔摩郊区Upplands V?sby的流动性枢纽试点项目为实证案例，深入探讨了非人类能动性在城市可持续转型中的关键作用，为理解城市流动性治理的制度重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该研究的背景源于城市转型研究范式的演进。早期研究将转型视为由新技术驱动的单一颠覆性过程，过度强调生态位创新的潜力；随后研究转向关注不同的变革路径、生态位-体制互动、多重生态位互动乃至多重体制转型。在最新研究中，Hodson等人提出的城市系统重构视角将转型理解为渐进过程，其特征是现有供给系统与新治理安排之间的"新关系"。与此同时，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启发的"转型中的生成"研究则为分析转型中的微观动态提供了理论工具。然而，将这两个视角进行交叉融合，并系统考察非人类物质因素在其中的能动作用，尚属研究空白。研究人员选择流动性枢纽作为分析对象，正是因为这一物质基础设施既不是激进技术创新，又能够连接多元行动者，成为观察网络形成与治理重构的理想切入点。
该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数据来源包括14次半结构化访谈、文件分析、17次项目协调会议参与观察，以及2024年2月组织的研究工作坊。访谈对象涵盖斯德哥尔摩交通管理局（STA）代表、Upplands V?sby和Botkyrka两市官员、共享出行服务提供商（包括Voi、Lime、Hyre、Pedalink等）以及住房协会V?sbyhem代表。文件分析涉及2021-2024年的政治决策、项目提案、PowerPoint演示文稿等官方文档。
研究结果分为三个阶段呈现。在"项目启动前：从构想到流动性枢纽"部分，研究人员追溯了行动者网络的起源。2019年，STA收到区域政治家关于"协调门到门出行服务发展"的政策指令，这一铭写在文件中的理念为新的治理探索创造了空间。随后，STA与设计院校合作，学生开发的枢纽设计概念进一步将抽象理念转化为可触知的物质形态，成为申请Vinnova资金的关键项目提案。在此过程中，Upplands V?sby和Botkyrka两市此前几乎不存在共享出行服务，服务商亦未将这些郊区视为商业拓展目标。STA通过市场分析主动招募合作伙伴，为服务商移除许可获取、停车位和电力接入等障碍，成功引入Voi、Pedalink、Hyre、Brick和iboxen五家企业。
在"实施期间：行动者与关联性的涌现"部分，研究人员分析了翻译（translation）与铭写过程的运作。STA预先设定了各方角色：自身担任协调者和中介者，市政府作为土地所有者负责选址和沟通，服务商则按市场条件运营。然而，项目格式与 municipalities 的组织结构存在张力。Upplands V?sby最终跨越两个部门推进项目，反映出制度性空缺带来的挑战。在物理空间配置方面，服务商偏好的位置并非公共空间而是住宅区和V?sbyhem的私有土地，最终通过临时租赁安排了13个枢纽点。微观出行服务商认可枢纽设计中的强制停车安排提升了社区接受度；Pedalink因户外全年运营条件被迫调整保险合约；Moveabout退出项目后，Hyre作为新进入者填补了汽车共享服务空白，并与V?sbyhem建立了长期合作。项目运营期间，各行动者积极履行角色：STA提供物理枢纽和月度协调，市政府支持土地获取和技术方案，服务商则采用差异化运营策略。Voi根据用户出行模式动态调整运营区域，Pedalink面临冬季电池和盗窃问题，而Hyre的成功合作则超越了项目时限。
在"项目结束后：存续的关联作为'持久的纽带'"部分，研究人员考察了网络解散后的遗产。STA以更强信念继续探索流动性枢纽，但将未来责任限定于信息传播和公共交通提供。Upplands V?sby更新了土地租赁费率，但难以将项目内化为常规实践。服务商方面，Voi因内部原因退出但希望未来重返，反映出市场认知的转变；Voi和Brick强调物理基础设施的重要性超越数字整合；Hyre与V?sbyhem的长期合同成为网络持久性的典型；Pedalink则因低使用率和自行车盗窃而对商业模式产生反思。
讨论部分，研究人员从三个维度深化理论贡献。关于"转型中的扁平本体论"，研究指出行动者网络的动态性表明结构仅是特定时刻的快照，ANT的扁平本体论允许超越预定义的生态位-体制层级，从关系性角度分析能动性，同时保留多层次视角（multi-level perspective, MLP）以审视结构性背景中的权力动态。研究展示了生态位与体制的流动性：STA突破传统角色承担协调职能，市政府超越管理任务承担创新角色，服务商调整商业模式适应项目要求，呈现出双向乃至多向的影响关系。
关于"网络的流动性与持久纽带"，研究强调异质关联的密度而非强度对网络稳定性的关键作用。流动性枢纽的物质流动性——技术形态的模块化和适应性调整——与社会流动性——服务商的招募更替——相互交织。更重要的是，许多持久纽带并非直接关联于流动性枢纽这一创新本身，而是指向更广泛的治理方式转变，即市场创造作为城市流动性治理模式的兴起。
关于"物质性、铭写与中介化"，研究揭示了流动性枢纽作为双重角色的中介功能：既是沟通招募的参照点，又是铭刻特定价值观的物质对象。枢纽在"制度性空缺"中运作，避免了陷入模糊的组织安排和监管框架，为非人类行动者承担中介功能创造了空间。这种将部分中介功能转移至非人类的做法，在保护各行动者自主性的同时促进了协作，形成所谓的"中介生态学"（ecology of intermediaries）。
研究结论指出，ANT启发的分析通过关注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间关系架构的变化，为转型研究做出了贡献。扁平本体论尤其有助于理解体制与生态位行动者的流动性及其角色协商，同时MLP背景视角为审视结构性权力动态提供了透镜。非人类能动性与人类能动性共同构成行动的必要条件。行动者间关联的异质性和密度保障了网络的稳定性与适应性，即使在网络解散后仍产生持久影响。流动性枢纽的物质性促进了跨层级发展，创造了体制与生态位互动协作的新机遇，揭示了土地使用分配中的权力博弈、治理风格转变以及组织内部新工作方式等多维度变革。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的相互依存表明，所有行动者均贡献于中介化过程，形成"中介生态学"。ANT视角引入的物质性和铭写概念，为转型中介研究开辟了新的理论路径。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物质性和铭写实践如何催化转型，或从反面考察非人类因素如何阻碍中介化进程；也可更直接地聚焦于流动性枢纽作为多模式出行行为切入点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