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制衡(Institutional Checks and Balances)、融资成本(Financial Costs)与地缘政治风险(Geopolitical Risks)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Institutional Checks and Balances, Financial Costs, and Geopolitical Risks

【字体: 时间:2026年06月07日 来源: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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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研究利用2001—2023年跨国面板数据(Panel Data),探讨制度制衡(institutional checks and balances)、融资成本(financial costs)与地缘政治风险(geopolitical risk, GPR

  
摘要:本研究利用2001—2023年跨国面板数据(Panel Data),探讨制度制衡(institutional checks and balances)、融资成本(financial costs)与地缘政治风险(geopolitical risk, GPR)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制度制衡水平越高,地缘政治风险越低;融资成本在制度制衡与地缘政治风险之间发挥中介作用(mediating role);制度制衡对地缘政治风险的影响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及不同关税水平(tariff levels)的国家间存在异质性(heterogeneity);此外,金融机构成熟度(moderation effect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 maturity)调节制度制衡与地缘政治风险之间的关系。基于上述发现,本研究提出加强制度建设、促进金融体系稳定、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及优化贸易政策等政策建议,以帮助各国应对日益复杂的地缘政治风险挑战。
论文解读:《Institutional Checks and Balances, Financial Costs, and Geopolitical Risks》发表于《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地缘政治风险(geopolitical risk, GPR)指国家或地区面临政治冲突、外交紧张、战争威胁及制裁等因素时产生的经济风险与政治不确定性,其对金融市场、跨国企业决策及宏观经济发展影响深远。现有文献指出制度制衡(institutional checks and balances)——即国家通过法律、行政及司法机制限制和平衡政府权力以保障政治社会稳定——是决定政治稳定性与风险水平的关键因素,而融资成本(financial costs)亦直接影响一国经济发展与金融市场稳定。然而,关于制度制衡如何通过金融环境路径作用于地缘政治风险,以及金融机构成熟度在此关系中的边界条件尚缺乏系统性实证考察。为此,研究人员以2001—2023年跨国面板数据为样本开展实证研究,旨在揭示制度制衡降低地缘政治风险的机制、融资成本的媒介功能及金融机构成熟度的调节作用,并检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与关税水平下的异质性,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经验依据。
二、主要研究方法概述
研究人员选取2001—2023年世界银行(World Bank)、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经济论坛(WEF)及其他国际组织公开数据库中具有完整记录的各国跨国面板数据(panel data)为样本,涵盖不同收入水平国家。被解释变量为地缘政治风险指数;核心解释变量为制度制衡指标;中介变量为融资成本(企业融资难易度/成本相关代理变量);调节变量为金融机构成熟度(以银行流动性储备 bank liquidity reserves to bank assets ratio 作为代理变量 banks_curr)。控制变量包括宏观经济与社会治理相关指标。研究人员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基准回归,使用逐步加入控制变量验证稳健性;通过Bootstrap法检验融资成本的中介效应(mediating effect);引入制度制衡与金融机构成熟度交互项检验调节效应(moderation effect);按人均GDP(经济发展水平)与关税水平分组进行异质性分析(heterogeneous analysis),并通过替换变量与子样本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
三、研究结果
Progress in the study of geopolitical risks(地缘政治风险研究进展)
研究人员综述指出,GPR对投资、资本流动及市场波动具显著负向冲击,且其与制度安排及金融环境存在交互,但目前少有文献将制度制衡、融资成本与GPR置于同一框架中实证分析。
Research hypothesis(研究假设)
研究人员提出:健全的制度制衡可通过限制政府权力滥用、增强政策透明度与连续性降低突发政策波动,从而减少地缘政治风险(主效应负向);制度制衡通过改善制度环境与市场预期降低融资成本,进而间接抑制地缘政治风险(中介假设);金融机构成熟度高的环境下,制度制衡对GPR的抑制作用更强(正向调节假设);制度制衡对GPR的影响因经济发展水平与对外开放度(关税水平)不同而存在差异(异质性假设)。
Data sources and sample selection(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研究人员说明数据取自WB、IMF、WEF等数据库,筛选数据完整的多国2001—2023年观测值构成非平衡或平衡面板,并进行缺失值处理与异常值缩尾(winsorize)。
Benchmark regression(基准回归)
列(1)制度制衡系数为?0.0486,在1%水平上显著;列(2)加入控制变量后系数为?0.0475,仍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影响后,制度制衡水平提升显著降低了地缘政治风险,验证了主假设。
Further analysis(进一步分析/中介与调节检验)
中介效应检验显示融资成本在制度制衡与GPR间存在显著中介作用(p < 0.05),即制度制衡→降低融资成本→降低GPR。调节效应模型中引入制度制衡(concorri,t)与金融机构成熟度(banks_curri,t)的交互项(concorri,t* banks_curri,t),交互项系数显著,说明金融机构成熟度越高,制度制衡对GPR的负向影响越强。分组回归发现:高收入与中高收入国家制度制衡对GPR的抑制效应较中低收入国家更明显;低关税(更高贸易开放度)国家制度制衡降GPR效果更显著,证实异质性存在。稳健性检验(替换GPR度量、缩尾处理、剔除极端样本)结果与原结论一致。
四、讨论与结论翻译
研究人员总结:第一,制度制衡水平越高,地缘政治风险越低;第二,融资成本在制度制衡与地缘政治风险间起中介作用;第三,该影响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存在异质性(发达国家效应更显著);第四,不同关税水平国家存在异质性(低关税国更显著);第五,金融机构成熟度正向调节制度制衡对地缘政治风险的抑制作用。据此建议强化制度制衡建设、维护金融体系稳定、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并优化贸易开放政策以降低地缘政治风险。
(原文结论部分翻译:本研究探讨了制度制衡、融资成本、金融机构成熟度与地缘政治风险之间的关系,并对各变量间相互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结论如下:首先,较高水平的制度制衡与较低的地缘政治风险相关联;其次,融资成本在制度制衡与地缘政治风险之间发挥中介作用;第三,制度制衡对地缘政治风险的影响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间存在异质性;第四,制度制衡对地缘政治风险的影响在关税水平不同的国家间存在异质性;此外,金融机构成熟度调节制度制衡与地缘政治风险之间的关系。基于上述发现,本研究提出加强制度建设、促进金融体系稳定、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及优化贸易政策,以帮助各国应对日益复杂的地缘政治风险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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