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dicine》：Factors influencing anxiety levels in colon cancer patients undergoing chemotherapy after arm venous port implantation: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risk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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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关于手臂静脉港植入与结直肠癌化疗患者焦虑水平之间关联的研究较少，且缺乏对相关危险因素的系统分析。迫切需要进一步研究，为临床实践提供科学依据。本研究旨在探讨手臂静脉港化疗后患者焦虑的危险因素，并建立预测模型。共纳入245例患者，其中94例在化疗后出现焦虑症
目前，关于手臂静脉港植入与结直肠癌化疗患者焦虑水平之间关联的研究较少，且缺乏对相关危险因素的系统分析。迫切需要进一步研究，为临床实践提供科学依据。本研究旨在探讨手臂静脉港化疗后患者焦虑的危险因素，并建立预测模型。共纳入245例患者，其中94例在化疗后出现焦虑症状。将纳入患者按7:3比例随机分为训练集和验证集，训练集171例，验证集74例。研究人员收集患者的人口统计学和疾病相关数据，探讨手臂静脉港化疗后焦虑的相关因素，并建立预测模型。将可能与焦虑相关的因素纳入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5个因素——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有无床边陪护、远处转移和化疗相关不良反应——的P值<0.2，这些因素可能是手臂静脉港化疗后患者焦虑的潜在危险因素。进一步行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婚姻状况、有无床边陪护、远处转移和化疗相关副作用被确定为手臂静脉港化疗后焦虑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本研究证实，婚姻状况、床边陪护、远处转移和化疗副作用是手臂静脉港化疗后患者焦虑的4个独立危险因素。本研究所建立的预测模型为临床医生早期识别化疗后焦虑高风险患者提供了有力工具，使其能够及时提供对症治疗和缓解化疗副作用等干预措施，从而降低患者化疗后焦虑的发生率。
【论文解读文章】
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 CRC）是全球第三大常见消化道恶性肿瘤，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生活方式改变，其疾病负担持续增加。2023年全球癌症统计数据显示，每年新发结直肠癌病例已超过200万例，且疾病谱呈现年轻化趋势，45岁以下患者比例显著升高。在晚期患者的综合治疗体系中，化疗是控制疾病进展和延长生存期的核心方法，但治疗过程中的静脉通路管理挑战日益突出。临床数据显示，传统外周静脉穿刺引起的机械性静脉炎发生率高达35%~48%，血栓性静脉炎发生率约为12%~27%，严重影响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和生活质量。手臂静脉港（arm venous port）作为一种新型深静脉置管技术，近年来因其安全性和便利性在肿瘤治疗领域获得快速应用。该装置将导管尖端精确置于中心静脉，实现药物快速稀释和有效输注。美国静脉输液护理学会（Infusion Nursing Society）明确推荐其作为长期血管通路的首选方案。然而，目前研究主要集中于技术操作规范和并发症预防策略，对患者心理方面的关注相对有限。从心理神经免疫学角度看，手术创伤引发的应激反应以及港体植入后的持续异物感可能通过神经内分泌系统影响情绪调节。基于认知行为理论，患者对静脉港使用的误解和对化疗结局的负面预期也可能加剧焦虑。值得注意的是，化疗周期中港体刺激、置管创伤与焦虑之间的动态关系尚未得到系统研究，受年龄、治疗周期、自我效能等因素影响的个体间心理应激差异也未得到深入探索。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科学假说：手臂静脉港植入可通过减少反复穿刺疼痛和优化治疗流程显著降低结直肠癌化疗患者的焦虑水平；但患者特征（如高龄、长期化疗）和社会心理因素（如低自我效能感、家庭支持不足）可能构成独立危险因素。本研究采用回顾性研究设计，追踪从植入前至化疗周期结束的焦虑水平变化，结合多维度心理评估工具和生理指标监测，系统分析手臂静脉港植入对患者心理状态的影响，并采用多变量logistic回归模型识别影响患者焦虑水平的关键危险因素，旨在为制定“血管通路管理”与“心理干预”相结合的整合护理方案提供循证依据，推动癌症护理向生理-心理-社会综合干预模式转化。
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纳入2021年6月至2024年6月期间在本科室行结直肠癌根治术后经手臂静脉港植入并接受化疗的245例患者。根据化疗后是否出现焦虑症状（采用Zung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评估），将患者分为病例组（94例）和对照组（151例）。研究人员收集患者的人口统计学和疾病相关数据，并将患者按7:3比例随机分为训练集（171例）和验证集（74例）。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识别术后焦虑的独立危险因素，并基于多因素分析结果构建列线图（nomogram）预测模型。模型通过Bootstrap内部验证（1000次重复抽样）和受试者操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评估区分度，并通过决策曲线分析（decision curve analysis，DCA）评估临床净收益。
研究结果如下：
3.1. 本研究相关指标赋值表：研究人员对各变量进行赋值，具体包括：女性、年龄<50岁、少数民族、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无宗教信仰、体力劳动、已婚、家庭月收入<5000元、家属陪护、鳞状细胞癌、无远处转移、夜间睡眠<5小时赋值为0，其余指标赋值为1。
3.2. 训练集与验证集基线特征比较：训练集171例，验证集74例。两组患者在术后焦虑水平（P=0.862）以及性别、年龄、民族、教育程度、宗教信仰、职业、婚姻状况、家庭月收入、陪护人员、病理类型、远处转移、化疗副作用、夜间睡眠质量等方面均无显著差异（P>0.05），表明两组基线特征均衡可比。
3.3. 单因素分析：训练集171例患者中，65例在手臂静脉港化疗后出现焦虑。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有无陪护人员、远处转移和化疗相关不良反应这5个因素的P值<0.2，为潜在危险因素。其中婚姻状况（P=0.007，OR=2.42）、陪护人员（P=0.006，OR=2.45）、远处转移（P=0.039，OR=2.02）和化疗副作用（P<0.001，OR=3.14）具有统计学显著性。
3.4. 多因素分析：将单因素分析中P<0.2的5个因素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婚姻状况（未婚/离异/丧偶 vs 已婚，P=0.040，OR=2.06）、陪护人员（护工 vs 家属，P=0.015，OR=2.33）、远处转移（有 vs 无，P=0.044，OR=2.13）和化疗副作用（≥2级 vs <2级，P=0.002，OR=2.99）是手臂静脉港化疗后焦虑的独立危险因素。
3.5. 绘制列线图：基于多因素分析结果构建列线图，用于预测化疗后焦虑风险。内部验证显示校准曲线接近理想曲线，说明预测准确性良好。训练集的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727（95% CI: 0.650–0.805），验证集的AUC为0.780（95% CI: 0.672–0.887），表明模型对高风险人群具有良好的区分能力。决策曲线分析显示，当阈值概率>0.05时，模型比“全部干预”或“全部不干预”策略提供更多净收益，具有良好临床应用价值。
讨论部分总结：本研究探讨了手臂静脉港植入对结直肠癌化疗患者焦虑水平的影响，并识别了独立危险因素。研究发现，未婚患者因缺乏婚姻提供的情感支持和稳定陪护，社会支持网络结构性缺损，导致负面情绪无法有效缓解，并可能通过心理应激途径激活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axis，HPA轴）过度反应。无固定床边陪护的患者因照护连续性中断，加剧了对术后并发症的担忧，导致对治疗过程失去控制感，引发“心理焦虑-躯体不适”恶性循环。远处转移患者因疾病进展带来的悲观预期，与港体相关不适产生交互作用，放大焦虑敏感性。化疗副作用（如恶心呕吐导致的胃肠道紊乱、骨髓抑制导致的免疫力下降）通过上行网状激活系统进一步增强边缘系统的焦虑敏感性，形成“疾病进展应激-化疗副作用-焦虑”级联放大效应。本研究构建的列线图模型整合了社会支持网络、疾病负担和躯体应激反应，在预测准确性上取得显著提升（训练集AUC = 0.727，验证集AUC = 0.780），决策曲线分析确认了临床净收益优势。该模型填补了结直肠癌特异性焦虑预测模型的国际空白，为构建“生物-心理-社会”三维干预体系提供了量化工具。研究局限性包括：样本集中于华东地区，地理代表性有限；缺乏术后不同时间点的动态焦虑数据；未检测神经生物学标志物（如皮质醇、5-羟色胺）；仅关注远处转移作为单一分期因素，未做更细的亚组分析；依赖SAS单一量表，缺乏结构化诊断访谈；未控制既往精神健康史等混杂因素；随访时间短；缺乏多中心外部验证。未来研究应扩大样本覆盖范围，结合心理神经免疫学方法探索机制，并开展前瞻性多中心试验。
结论部分翻译：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本研究证实，婚姻状况、陪护人员、远处转移和化疗副作用是结肠癌患者手臂静脉港植入后焦虑的独立危险因素。其中，未婚患者因社会支持薄弱、无固定床边陪护者因照护支持缺失，焦虑风险显著升高；远处转移患者因疾病进展压力以及化疗副作用（如恶心呕吐、骨髓抑制）导致的躯体疼痛进一步加重焦虑。本研究构建的风险预测模型具有良好的临床适用性，可帮助医护人员早期筛查焦虑高风险人群。通过针对性干预措施（如加强未婚患者社会支持网络建设、引导家属全程参与照护、优化化疗副作用管理方案），可实现焦虑的早期预防和控制，为改善结肠癌化疗患者生活质量提供可行的临床路径。该论文发表在《Medicine》。
